人類文明從何而來，它如何產生、在什么條件下產生？為什么有些文明可以延續壯大，有些則衰微甚至消失？文明若圖生存需要做什么，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這些問題經常會在許多人的腦海中縈回。馬克思認為，對于文明的理解，必須把它同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聯系起來，把文明看作是一個反映物質生產成果和精神生產成果的總和、標示人類社會開化狀態和進步狀態的范疇。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進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人類文明演進歷程，高度重視文明交流互鑒，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為繁榮人類文明百花園、應對全球共同挑戰貢獻了中國智慧。
文明的產生與擴散
文明出現迄今只有幾千年，在人類幾百萬年歷史中十分短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文明具有多樣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一樣，一同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生命本源。
在關于文明的研究中，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什么是文明”？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文明的產生和演進是一個過程，一方面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演進，另一方面逐漸形成了屬于人類的特殊屬性，比如婚姻禁忌、宗教信仰、生死觀念、道德理想、有目的的知識探索與運用、從血緣向地域的社會關系轉變、職能的分化和管理機制形成，時間、空間的概念及度量計算方法……尤為重要的是“人”的自我意識：“人”是人，而不是其他自然之物。總之，文明既是物質活動，也是精神活動，這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然而，人的這些屬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突然出現的，它們是在極漫長的時間里，分散地、緩慢地、逐漸地形成的，最終集結為一體，成為“文明”。
文明產生的機制是什么？首先是內部因素，比如生產力的提高、剩余產品的積累、私有財產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分化、國家的形成等，對文明的產生和演進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必須看到，還有交往這一外因，外因和內因相互作用。在遠古時期，人既要和自然斗爭，也面臨著人群之間的競爭，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優勢必定影響到其他人，無論這些優勢是器物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還是制度方面的，有優勢就不免給其他人造成壓力，逼迫其他人學習和仿效。在一定意義上，文明就是在這種互相學習和仿效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學習和仿效有賴于交往，包括通商、通婚、技能傳遞等多種形式，交往為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沒有交往就不會有文明。為證明這一點，可回溯到文明曙光初現的時代。人們都知道人類文明四大發源地，即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長江流域；此外還有一個早期文明生長點，即東地中海。為什么文明大都在水邊產生？原因恰恰是：在遠古時代，水上航行是人類交往的最方便途徑，人們經由水上通道彼此交往。
2024年12月4日，“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國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達到44項，為世界第一。寄托了中國人的人倫情感、家國情懷，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人和睦相處的價值理念的春節文化將更好走向世界。圖為12月4日，在巴拉圭亞松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19屆常會評審現場，大屏幕播放春節宣傳視頻。新華社記者朱雨博/攝
最早的文明在點上出現，在一個不是很大的地理范圍內出現若干文明點，它們通過交往而相互聯系、形成網絡，點和點之間保持著密切的交往。據現在所知，文明在兩河流域形成的時候，蘇美爾地區有數百個大型聚落，而在尼羅河流域，考古已至少發現幾十個很大的聚落，印度河流域則發現了幾百處。起源時的中國文明呈現出“滿天星斗”的狀態，大江大河流域是文明的主要發生地。古希臘半島上有幾百個城邦，文明在那里找到了棲身地。只有當某個地區同時存在相當數量的文明原生點時，文明才能生存，原因是它們之間交往頻繁，互通有無，從而方便了物質和精神的傳遞。從世界歷史看，文明之光最初出現時，是在無邊的黑暗中點亮蠟燭，燭光所及，只照亮周邊一小塊，其光影孤獨，這支燭的光亮很容易熄滅。在相隔不遠的地域里連續出現文明的光亮，彼此之間相互輝映，此生彼長，文明才能夠延續并成長，不同文明生長點之間的彼此交往、相互支持成為遠古文明延續下來的必要條件。
交往也為文明擴散提供了可能，點的文明擴散為面的文明，由此產生地域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阿卡德、巴比倫、亞述等強國，尼羅河流域則有上、下埃及的統一，組合成古埃及王朝。印度出現了摩揭陀、犍陀羅等地域性國家，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力。中國則在“滿天星斗”的基礎上，向夏商周三代過渡。點的文明通過交往連接成面的文明，面的文明又擴散為片，覆蓋更廣大地區。在中國，這表現為夏商周三代向秦漢大帝國轉變；而在歐洲，則表現為希臘這樣的小國寡民向羅馬國家過渡，最終發展成羅馬帝國。南亞有孔雀王朝，中亞也出現過像貴霜這樣的組合型政治體，雖說它們存在的時間不長，內部結構不嚴密，但文明由面到片的擴散過程卻是相同的。
由片繼續擴散，就形成文明圈。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世界上已存在四大文明圈，圈的特征是大致相同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政治實體。從東往西，最東面的是以儒學為主要特征的東亞文明圈；往西是以婆羅門教—印度教以及受前者影響產生的佛教為主要特征的南亞文明圈；再往西是以伊斯蘭教為主要特征的西亞北非文明圈；最西面的是以基督教為主要特征的歐洲文明圈，歐洲文明圈又分成東、西兩個亞文明圈，東面以東正教為主要特征，西面以天主教—新教為主要特征。除了四個文明圈之外還有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準文明圈，它在拉美。總之，文明的產生和擴散是在交往中形成的，通過點與點之間的交流與接觸，點連成面，面再連成片，片繼而連接成文明圈。圈與圈之間相互溝通，形成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世界歷史”。這是一個從分散到整體的歷史過程，沒有交往就無所謂文明。
文明的延續或斷裂
在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有些文明曇花一現，來去匆匆；有些文明發展壯大，生機勃勃。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其他文明在歷史長河中或是中斷或是湮滅，唯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有國有史一直傳承至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存在于文明本身，取決于某種文明繼續生存的內在條件是否充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
一般而言，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演進的基礎上，文明的發展演進需要兩個載體，其中一個有形的，是政治載體；另一個無形的，是精神載體。有形的載體是國家，是政治構造，它是文明的制度性保障；無形的載體是宗教或非宗教的學說，它體現著文明的意識形態特征，是文明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有形載體和無形載體的相互關系決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和存續能力：兩者如果相互配合、彼此呼應，文明不僅能夠生存，而且發展壯大；兩者如果出現缺失或搭配不當，文明就會危機重重，難以為繼。從這個角度觀察資本主義發生之前世界上幾大文明地區，就能看出它們的差異。
首先看歐洲。歐洲文明最早出現在希臘，但古希臘時期既沒有完整的國家（只有城邦），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兩大載體都有缺失，結果是希臘文明雖然很輝煌，卻最終消失在城邦戰亂中。羅馬號稱是古希臘的繼承者，卻對希臘文明做了許多修正。從文明載體的角度看，羅馬時期形成了強大的帝國，構建了強大的政治載體，但它長時期未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基本依靠軍隊的力量維持帝國。等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督教）終于出現時，帝國卻又逐漸趨于解體了，從而結束了歐洲的古典文明。在中世紀，基督教是歐洲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土地分封制瓦解了“國家”，政治載體受到重創，再加上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間的對抗，中世紀的西歐長期落后。以拜占庭為代表的東部歐洲有所不同，在拜占庭帝國，政治載體（強大國家）和精神載體（東正教）形成一定程度的配合，結果東歐的歷史發展與西歐不同，直至今日仍有影響。
再看西亞。西亞的特點是文明出現早、文明形態定型晚。根據目前考古發掘的成果可以知道，兩河流域在5500年前就已經形成穩固的文明，并出現過一批地區性霸權國家，如阿卡德、巴比倫、亞述等，國家作為文明的載體形成很早，但它們彼此征戰不休，使這個地區始終處于動蕩之中。在兩河流域外圍，伊朗高原和地中海東岸也出現過一批有影響的古代國家，比如波斯、赫梯，以及規模雖不大卻留下深刻歷史印記的國家，如腓尼基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歷經幾千年卻未能凝結出特定的文明形態，古老國家也一個接一個消失了。政治上的混亂和統一的意識形態的缺失是這個地區的特色，直至伊斯蘭教在公元7世紀興起，才使得跨地域的強大宗教和跨地域的強大國家幾乎同時出現并且高度對接。這以后，一個有鮮明特色的文明形態在西亞—北非形成了，并發揮世界性影響直至今日。
南亞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早熟，精神載體十分強大；但作為政治載體的國家力量卻始終弱小，與西亞的情況恰恰相反。公元前14世紀左右，來自中亞的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消滅了當地的遠古文明，并確立以種姓制為特點的等級體系。這以后，婆羅門教—印度教就成為有鮮明特色的印度文明的精神支柱，主宰著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在政治層面，南亞從來就小國林立，彼此征戰，難得出現相對強大和統一的國家。即便如孔雀王朝那樣的政權，在歷史上也只是匆匆過客，很快就回復到分崩離析的狀態。精神力量的強大和國家力量的弱小造成南亞歷史的特殊現象，即社會層面的高度穩定和政治層面的經常動蕩，這使得印度次大陸不斷遭受外來入侵，并且在外來統治者和本地被統治者之間造成巨大的文化隔閡，從而沖擊著南亞文明的生存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英國對印度的殖民征服，給印度次大陸帶來負面影響。
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國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它很早（公元前2世紀）就形成精神載體（儒家學說）和政治載體（強大國家）的對接，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也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儒家主張秩序的回歸、世道的和平，因此提出了一套關于秩序的學說，將人和自然都放在同一個體系里（“天人合一”）。這一學說倡導和平、反對戰爭，頌揚公德、棄絕私利。幾千年來，儒家學說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強大國家的力量則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社會穩定，它與儒家學說結合，形成了文明兩大載體的對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社會穩定和經濟文化繁榮有直接的聯系：凡是社會穩定，經濟文化就繁榮；凡是社會動亂，經濟文化就會陷于凋敝。古代中國在世界整體發展方面的長期領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的高度結合。
現代化與文明轉型
中世紀晚期西歐開始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曾有精辟論述，深刻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即資本主義世界。
自西羅馬帝國解體以后，西歐在世界各文明地區中相對較為落后，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分封制，也就是人們一般所說的封建領主制。這一制度不僅把土地切割成碎片，交到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手中；而且把國家權力切割了，和土地一起轉移給領主。國家權力的碎片化造成社會長期動蕩，同時又徹底粉碎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所以，西歐要想擺脫落后的局面，就必須清除封建領主制，完成社會整合。這一過程是從中世紀晚期開始的，把碎片化的社會按地區整合，形成一個又一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一種全新的國家形態，與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國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體作為政治支撐點（政治載體），以民族認同感作為思想支撐點（精神載體），政治載體和精神載體由此而對接，改變了兩個文明載體各自分離的狀態。在民族國家的扶持下，西方開始了近代崛起，最終扭轉了“東方先進、西方落后”的局面，從而在現代化道路上邁出第一步。
西方的崛起伴隨著殖民擴張，這是一個充滿血與火的野蠻掠奪過程。當資本以無窮的威力發動商業革命、開啟工業革命，并且用工業的力量沖擊世界時，整個世界無可抵擋，多元文明共同發展的結構被西方文明打破，非西方文明不再是平等的交流伙伴，而是被視為有待征服和掠奪的“他者”。到20世紀初，世界被幾個殖民大國瓜分完畢，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頭。然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全球性的“現代化”運動開始了，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開始現代化，并取得重大成就。事實證明，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實現現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式現代化一條路可走。現代化意味著古老文明的現代轉型，意味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用工業生產力取代農業生產力。現代化意味著社會的全方位變化，也意味著人的思想現代化。現代化還意味著人類交往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在傳統和現代中尋求融合。總之，現代化是人類文明一次深刻的再造，是文明形成后最偉大的變革。面對西方的沖擊，各國都要以符合本國實際的方式走向現代化——否則，按照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的說法，會被“開除球籍”。
20世紀是現代化的世紀，風起云涌的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一個又一個非西方國家擺脫西方的控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創建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努力推進工業化，發展現代經濟，進行各種改革，建設繁榮富強的現代社會。到21世紀開始的時候，非西方國家的群體崛起已勢不可擋，通過推進現代化，曾經被殖民或被欺凌的人民擺脫了西方的控制，恢復了自我的力量，找回了自我的信心。細看當今的世界，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正是那些人類古老文明的中心所在地，包括中國、印度、伊朗等，創造了顯著成就，使古老文明又一次煥發青春，打破了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中心論”。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多種宗教，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總書記強調，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從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海明威、泰戈爾等文化名家，到《戰爭與和平》、《哈姆雷特》、《老人與海》、《飛鳥集》等文學典籍，從玄奘西行、鄭和下西洋、驃國王子出使盛唐，到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器、阿拉木圖的冼星海大道，在與海外政要、友人交流交往時，總書記多次講起不同文明瑰寶和中外文明交流往事，強調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
泱泱華夏，孕育了傳承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深刻論述，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在長期的傳承發展進程中，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堅定的文化自信保持鮮明的文化特性，始終展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文化主體性和旺盛生命力，支撐著中華民族獨立自主探索實現現代化的道路，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新時代新征程，我們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指引下，古老的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必將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邁向新的更高層次，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創始院長、博雅講席教授錢乘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