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詞作為現代術語，是個舶來品，意思是超出自己的現有狀況，向往更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國傳統哲學中雖然沒有使用“超越”術語，但早已觸及超越性問題。人們通常所說的精神超越，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宗教意義上的外在超越；另一種是哲學意義上的內在超越，為儒家所獨創。
一
先說第一種，即宗教意義上的外在超越，其特點在于強調彼岸對于此岸的超越感，以彼岸為人生終極價值目標。任何宗教都建立在“兩個世界”的世界觀基礎上，意為否定此岸的價值，彰顯彼岸的價值。佛教認為，人生意義如同墮入地獄、墜入苦海一般。“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岸在哪里？就在此岸的對面，就在彼岸佛國。那里有常、樂、我、凈，是一個極樂世界。人不幸生在此岸，免不了諸多煩惱的糾纏，但人若接受佛祖的點化，便可以成佛，由此岸超越到彼岸。
道教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依然主張外在超越，以彼岸為終極目標。道教認為，人生于此岸實屬不幸，免不了要受生死大關的折磨，不值得留戀。人的超越目標就是人生對面的神仙界。在那里只有樂，沒有苦，所謂“快樂似神仙”！不過要想做神仙必須走內在的途徑，不能指望外力的幫助，只有靠個人修煉才行。“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選擇的超越途徑是內在的，而其超越目標依然是外在的。
基督教也相信存在兩個世界，人類被放在此岸，而上帝被放到彼岸。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原本無憂無慮地生活在伊甸園里。一天，夏娃受到魔鬼撒旦的誘惑，偷吃了智慧果，于是有了羞恥心。她引誘亞當也偷吃了智慧果，也有了羞恥心。上帝發現這件事之后，把他們雙雙趕出伊甸園，罰他們到世上去做人。由此可見，人類原本是罪過的產物，叫作原罪。人來到世間，就是為了贖罪，沒有任何價值可言。人在死亡之前，必須經過宗教審判環節：如果某人生前好事做得多，上帝會助他重返天國，做一位選民；如果某人生前壞事做得多，上帝便會罰他下地獄或繼續做人。佛教認為人生苦，基督教認為人生是罪，都斷然否認人生的價值，否定此岸的價值。
在宗教思維中，有的宗派主張內在修行途徑，如華嚴宗強調“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張此岸與彼岸是一個整體的兩個方面；禪宗講“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主張頓悟成佛；道教認為俗人界與神仙界以氣相通，“順則凡，逆則仙”，雖主張內在修行，所設定的價值目標卻是外在的成佛或成仙，仍沒有擺脫外在超越的目標。由內在路徑怎樣達到外在目標？他們無言以對。在宗教思維中，內在超越理論是講不通的。
二
事實上，如果沒有宗教外在超越理論在先，哲學內在超越理論也講不充分。內在超越理論是儒家的理論創造，有別于外在超越理論。儒家內在超越理論發端于孟子，成熟于宋明理學。孟子率先提出人性善理論，充分肯定人性的價值，與宗教否定人生價值截然相反。孟子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如同水往下流。人性善不意味著現實人性皆善，事實上人性有善亦有惡。“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性善特指圣人或君子，不包括“小人”。人性善是就理想人性而言，不包括現實人性。但現實人性有善有惡，并不能推翻人性善理論。孟子曾舉例說，牛山的樹木曾經很茂盛，但是因為在大都的郊外，所以人們經常去那砍伐，導致茂盛的牛山變得不那么茂盛；然而，不那么茂盛的牛山上的草木依然接受著雨露的滋養，日日夜夜都在生長，有青枝嫩芽長出來，不幸的是，新長出來的青枝嫩芽又成為牛羊的“盤中餐”，導致不那么茂盛的牛山變得光禿禿的。人們看到光禿禿的牛山，就以為牛山本來就是光禿禿的，“光禿禿的”是牛山的“本性”。也就是說，不能因為現實中的牛山是光禿禿的，就否認牛山之“美”；同樣，不能因為現實中的人性是有善有惡的，就否認人性善。
在孟子時代，規范宗教形態尚未形成。他只是提出內在超越說的理論前提，尚未形成成熟的內在超越理論。公元1世紀佛教傳入中國，外在超越理論也隨之傳入中國，并一度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主導地位，中國哲學進入宗教哲學時代。到宋代，新儒學即宋明理學接著孟子講，開啟了儒家人生哲學新時期。孟子的威望在宋代大增，上升到“亞圣”地位；孟子的著作也風靡一時，被尊為“四書”之一。內在超越理論必須以性善論為出發點，才能說得通，故性善論受到理學家的重視。
宋明理學家在孟子性善論的前提下，共同建構了內在超越理論。宋明理學家從佛教那里接受了超越理念，卻對其作了儒家式的哲學解釋。相比之下，程朱理學側重超越性，也講到內在性。陸王心學側重內在性，也不忽略超越性。程朱所說超越在先，只是邏輯在先，并非方位在先。事實上“理在事中”“理一分殊”，理是一，事為多，二者密不可分。如“人跨馬相似”，理不可離開氣，氣也離不開理。可見超越性也就是內在性。陸王心學強調內在性比超越性更重要。陸九淵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只是從價值意義上談理，并不否認天理具有超越性。程朱理學從超越性講出內在性，陸王心學從內在性講出超越性，二者殊途同歸：共同建構了內在超越理論。
內在超越理論作為宋明理學家的創造，極大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非宗教的卻具有強大認同度和凝聚力的命運共同體，同儒家的理論貢獻密切相關。新時代新征程，在堅持“兩個結合”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儒家經典學說的思想精華結合起來，是我們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