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關于君子人格最概括的表述。在歷代學者的《論語》注釋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釋：“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這種解釋并非朱熹獨創，而是對其之前歷代注釋的繼承和沿用。由于朱熹的解釋建立在深厚歷史積淀之上，加之朱熹的儒家集大成者的學術地位，故他的解釋影響極其深遠，直至現今不少注解《論語》的學者依然沿用。表面看來，朱熹及其前輩學人的解釋符合孔子“君子應當博學多才”觀念，所以顯得很自洽。然而，朱熹此種解釋的論證依據和推論邏輯并不十分有力，甚至有猜測推想之嫌。即使其猜想有一定道理，但由于曾經被定于一尊，難免會導致對“君子不器”一語所蘊含的其他含義的遮蔽。由于古代“器”字有多重含義，孔子對君子人格之特征的規定又是多方面的。所以，“君子不器”這一概括語所包含的內涵應該是十分豐富的。
人與物的價值定位：
君子是人不是物
“器”字是個會意字，《說文解字》解釋說：“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清代段玉裁進一步解釋說：“器乃凡器統稱。”因為器具都是人造之物，器皿、器具、器械都是人造之物的表現形式，所以“器”有“物”的含義。《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一句，河上公注曰“器，物也”。在“器，物也”的意義上，“君子不器”的意蘊很明顯，即“君子不是一種器物、器具”。
當孔子明確指出君子不是一種器物、器具時，他的深刻意旨是什么？就是賦予君子以人格定位，確立君子在世間的崇高人格價值。在孔子看來，人是世間最寶貴的價值。《論語·鄉黨》載：一次馬廄失火，孔子退朝歸來，急問“傷人乎？”不問馬，極其關懷人的生命價值。不但如此，孔子還提出了“天地之性（生）人為貴”的光輝命題。儒家典籍《尚書·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禮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因此，“君子不器”的命題意旨顯然與孔子和儒家的“人貴”觀念有內在的一致性。
乍一看來，在人與物的價值辨析和價值定位中，明確君子價值意蘊的人格內涵和“人貴”觀念，似乎是一個十分淺顯而無意義的問題。其實，孔子進行這樣的區別，自有其深意存焉。因為對君子進行人格規定就是樹立君子人之為人的主體性，而樹立主體性乃是規定君子的各種優點（特別是道德性優點）的前提和基礎。君子不應被異化而成為器物、器具，更不應異化成為物的奴隸，這就是“君子不器”蘊含的挺立人之為人的主體性價值的重大意義所在。
道與器的價值選擇：
君子求道不求器
《周易·系辭上》曰：“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器為“形而下者”的含義中，和它相對的“形而上者”，則指“道”言。先秦文獻中，道器作為一對相對應的范疇，不限于《周易·系辭》，如《禮記·學記》就明確提出“大道不器”的命題。由此，“君子不器”的意蘊則為君子求道不求器。而這種意蘊，孔子在《論語》中反復闡述過。例如，“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
孔子在談到他自己的人生志趣和理想時也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由此可見，“君子不器”表達的價值取向是：君子應以求道為自己的崇高理想。當然，孔子并沒有否定“器”的價值，有時還很強調“器”的重要性，如他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但在道與器的價值序列上，孔子主張道是優先于器的。
從道器關系上探索“君子不器”的價值意蘊，今人也有論述。徐山教授在《談“君子不器”思想的來源》一文中說，老子“樸（道）散則為器”的“道”本“器”末、重“道”輕“器”的價值觀，對孔子產生了深刻影響，孔子由此提出了“君子不器”觀念。他說：“前賢多從器的有限用途的角度去解釋君子不器一句，這樣的解釋不僅未能領會孔子的真實含義，同時也降低了孔子的思想高度。”這種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如果我們以“真理、道義”等現代詞語來譯“道”、以“物質財富”來譯“器”，那么，“君子不器”一語表達的意思是：君子不應貪戀物質財富，而要以堅持追求真理和道義為理想。這樣我們就能更具體深入地理解孔子為君子人生境界設定的思想高度。
德與才的價值比值：
君子貴德不貴才
“器”從其“器皿”“器物”“器具”之義，引申為“有用”“才能”“才華”等義。例如，《老子》中的“大器晚成”，指有大才的人要經過長期磨煉，較晚才能有所成就。再如，明劉基《賣柑者言》中的“廟堂之器”，意思是有治理國事的才能。由“器”字的“才能”之義形成了許多組詞，如器能（器量、才能）、器分（資質和才能）、器志（才識和志向）、器尚（才具、節操）等。
依“才能”“才華”的含義解釋“君子不器”，其意思為：君子不以才能為貴。君子不以才能為貴，以什么為貴呢？在孔子看來，君子應該貴重道德。孔子在《論語》中曾明確且反復地闡發過這種價值觀念。例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等。關于品德的價值貴于才能、高于才能，孔子曾以千里馬喻之。他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對于千里馬不應稱贊它的才力，而應稱贊它的品德。這雖是隱喻，卻明確表達了孔子在德才之辨中主張德貴于才的觀點。通過孔子對具體人物周公之德和才的評價，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孔子的德才觀。《論語·泰伯》記載：“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他的意思是說，即便有周公那樣的才華，假使驕傲封閉，沒有謙虛好學的品德，那也沒有什么值得贊賞的。因此，“君子不器”一語蘊含的君子應該樹立德貴于才、德重于才的價值觀念，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
王曦在《論語繹讀》中把“子曰：君子不器”這一章的議題，明確歸于“才德之辨”。他說：“君子由內在品德定義，而非外在才能。故君子追求德行圓滿，止于至善。內重于外，德勝于才。士志于道，故君子不器”，并引用司馬光《資治通鑒》開篇關于德才的論述以為旁證：“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指出“司馬氏所論，就是對君子不器命題最好的注解”。這是很有洞見的看法。
言與行的價值排序：
君子尚行不尚言
《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鹽之味咸者，其氣令器津泄。”王冰注云：“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器皿中虛，故“器”字有虛空不實之義。“器”字的虛空不實之義，使人們借以形容一切虛而不實之性狀。西漢賈誼在其論著《新書》的《大政上》中有言：“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他把只會坐而論道、訴諸空言的士人稱為“器”。這是據“器”字虛而不實的含義，對士人作風之特性的描述。這里，“器”與“用”“實”都是在描述士人對于道的態度和作風。關于這三類作風，賈誼用了“訊”“任”“乘”三個動詞以表示價值評判。“訊”者，審察審問也；“任”者，任命任用也；“乘”者，憑借利用也。顯然，賈誼認為對言行一致者要作為依靠，對有行而不言者也可以任用，對空言無行者則要予以審訊考核，明確表明了他崇尚實行、反對空言的價值追求。
以此來理解“君子不器”的含義，就不難看出孔子崇尚躬行實踐、鄙薄空言浮夸的價值取向。這種解釋可以從孔子論述君子品格的其他言論予以證實。例如，“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孔子認為君子應以行為重的價值觀。由此可見，認為“君子不器”中含有尚行不尚言的價值意蘊，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筆者通過以上對孔子“君子不器”之價值意蘊的解釋，提出“君子不器”命題包含君子是人不是物、君子求道不求器、君子貴德不貴才、君子尚行不尚言四大價值觀念。通過這一價值意蘊闡釋，探索了注疏“君子不器”的新路徑，拓展了理解“君子不器”的新空間。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