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華文化的基礎，儒家實踐智慧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它要求人們在具體的實踐活動與倫理情境中，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與對象作出靈活應對和恰當決策，這體現出一種方法論智慧。大體而言，儒家實踐智慧的倫理學基礎是“仁”，方法論原則為“義”，具體行為規范則是“禮”。仁、義、禮作為儒家實踐智慧的三個基本面向，在儒家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實踐活動中，始終為確保人們行為的正當性與有效性而發揮作用。時至今日，儒家實踐智慧仍然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仁：儒家實踐智慧的倫理學基礎
“仁”是儒學的基礎與核心要素，是調和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面對的各種關系的最基本倫理原則，有著充分的實踐意義。在不同的關系結構中，“仁”往往會展現出不同的價值面向。為了真正理解儒家的實踐智慧，需要我們正確地理解“仁”的含義。在《論語》一書里，孔子面對諸多弟子問“仁”而因材施教，闡述了“仁”的不同內涵與特質。其中，《論語·顏淵》篇中孔子對樊遲問“仁”的回答“愛人”對后世的影響最大。“仁者愛人”作為孔子反復提及的觀念，奠定了儒學最重要的倫理基調與思想底色，而將“愛”視為人際關系中的普遍化價值原則，也體現出儒家思想明確的人文精神與理性色彩。
《中庸》記載孔子答哀公問政時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這個說法相比于“仁者愛人”，進一步將人的“愛”導向血緣親情，賦予“愛”以天然的情感基礎，并將其與宗法倫理緊密結合起來。以此為基礎，儒家提倡從對親人的天然情感出發，將“愛”逐層推擴到他人。比如，孟子明確主張愛有差等，他在《孟子·盡心上》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關于“親親而仁民”，《孟子·梁惠王上》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說法，生動形象地闡明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由親情之愛到“泛愛眾”的情感轉化過程。關于“仁民而愛物”，我們也能從儒家經典中找到明確的表述：如《論語·述而》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梁惠王上》的“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孔子家語·五帝德》的“仁厚及于鳥獸昆蟲”等。這些都是仁愛原則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在儒家看來，從家庭到社會乃至大千世界，人類實踐活動中處處都閃耀著“仁”道的光輝。“仁”作為人類生活與生產實踐最根本的價值基礎，經由人對人性與天道的全面理解，最終表現為人與天地萬物和諧共存的理性的認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之“仁”“愛”的德性與情感得到統一，使得儒家實踐智慧的思想基礎獲得了足夠的深度和廣度。
義：儒家實踐智慧的方法論根據
立足于“仁”，人們得以在不同的實踐活動中作出合乎道德與人情的正確抉擇。而為了達到理想的實踐效果，正確的方法論智慧也必不可少。舉例來說，在《論語·微子》中，孔子雖然對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隱士的進退之道給予了較高評價，卻自道“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東漢經學家馬融認為，孔子這句話的實際含義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也就是說，孔子認為在具體的情境中作出正當且有效的選擇的關鍵，是以“義”為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而非墨守成規。“惟義所在”源于《周易·系辭下》“井以辨義，巽以行權”一語，以“井”為意象表達“義”的相對穩定性。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則說：“義者，宜也。”認為“義”是指適宜、正當，也就是恰到好處。朱熹便由此認為：“義是事事合宜。”從這一角度來看，“義”在實踐中的方法論意義，就是始終辯證地、理性地看待和解決具體問題。“惟義所在”，可以說是儒家實踐智慧關注的焦點。
孔子向來被視為運用儒家實踐智慧的典范，他在教學與政治活動中，從不拘泥于特定的行為模式，或盲目追求某種固定的道德標準，而是強調“無可無不可”“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從而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動態平衡狀態。這意味著他能夠在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靈活的應變，從而選擇具體而恰當的行動。以《論語·子罕》篇的記載為例，孔子面對他人的求教，“叩其兩端而竭焉”。按朱熹的解釋，“兩端”“猶言兩頭”，具體是指事物的“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等不同甚至對立的方面，這說明孔子運用辯證思維為人答疑，且答得“無所不盡”，十分周全詳細。
而在為政方面，公山弗擾據費反叛后想召孔子，孔子決定前往，因為他一心期待能夠振興周道于東方，認為：“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但在衛靈公只關心戰爭而非禮義的情況下，孔子面對他的任用卻選擇了離開。當為則為、當去則去而不盲從于一定之規，體現了他在復雜多變的情境下以辯證靈活的方式對道德原則的巧妙堅守。這正是“惟義所在”的實踐智慧的體現。
孟子十分贊賞孔子“惟義所在”的行事風格，認為孔子能做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被稱為“圣之時者”，這既是對孔子個人品質的贊揚，也是對儒家實踐智慧的肯定。儒家實踐智慧并非僵化地墨守成規，而是在理解和實踐“仁”的基礎上，根據具體情況作出最合適的選擇，這一選擇既是對“仁”的堅守，也是對“義”之方法論智慧的有效運用。
禮：儒家實踐智慧的規范性要求
儒家實踐智慧以“仁”為倫理學基礎，以“義”為方法論根據，而“仁”“義”具體的規范性表達都指向禮。如《論語·顏淵》記載顏淵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并進一步闡述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以“禮”為人之視聽言動的行為規范，并以此來實現“仁”。而《左傳》說“禮以行義”“義以出禮”，《荀子》也認為“行義以禮，然后義也”。這些看法說明，“義”是禮的內在根據或實踐原理，禮是義的實踐規范與外在表現。對于“禮”與“義”的關系，孟子有非常形象的解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義”作為儒家實踐智慧的方法論根據，其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實踐亦需要接受“禮”的規范。
以上種種，都表明儒家實踐智慧也具有明確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就在于“禮”。如果說“仁”是為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設定最根本的價值引導，“義”是為人們提供方法論智慧，那么，“禮”就是在為人們確立具體的規范、秩序和邊界。不過，“禮”雖然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標準，但其本身具有的適應性、發展性特征又需要人們根據不同的實踐要求予以及時調整。《禮記·禮器》說：“禮，時為大。”即昭示了“禮”的“與時偕行”的特點。
因此，儒家實踐智慧的運用需要人們具備明辨是非與辯證思考的能力。在道德兩難之下作出行為選擇時，更是如此。以《孟子·離婁上》的記載為例：按古禮，男女原本授受不親，叔嫂之間的交往尤為禮之“大防”。但在嫂子溺水即將喪生時，如果男子仍然拘泥于禮的形式化要求而不肯施以援手，就會遭到如孟子的指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強調的就是依從最重要、最根本的道德原則所展開的辯證分析與臨機決斷。朱熹對此解釋道：“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可見在儒家看來，特殊情境中這類看似反常或不合于禮的做法，在能夠滿足最根本的道德準則以及事功價值需求的情形下，也就自然符合仁、義、禮之道，從而具備正當性與有效性。
當我們重新回顧、審視儒家實踐智慧，不難發現，其在今天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儒家實踐智慧以“仁”為道德根基，啟示我們在日常的做人做事中，應當時刻牢守道德底線，關注言行的社會道德效應。儒家實踐智慧對“義”的方法論智慧的重視，啟示我們在處理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與事務時，學會辯證地看待問題，理性而周全地應對。儒家實踐智慧對“禮”的規范性意義的強調，則啟示我們一切言行都必須在道德與法律法規的范圍之內進行，即使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需要靈活應對時，也應如此。總之，認真領會與合理運用儒家的實踐智慧，對于我們的生活態度與處事方式的完善不無裨益。
【作者：姜妮伶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