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大變革的歲月，也是一個刀光劍影、喋血沙場的舞臺。它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被命名為“春秋”。
春秋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得名于魯國史書《春秋》這一書名。這部史籍，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共計240余年的列國史事。相傳孔子曾對《春秋》進行過整理和刪訂。緣此之故，這部被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的典籍，名聲大振，身價百倍，得以列為“五經”之一。但是，后人所說的“春秋”時代概念和《春秋》這部史籍的起訖年代，其實并不一致，它的上限，通常被確定在公元前770年。就在這一年，定都于鎬京（今陜西西安一帶）的周王室，在經歷持續不斷的內亂和血雨腥風的外患雙重浩劫之后，不得不在晉、鄭、秦等諸侯的護衛之下，輾轉向東遷徙，定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后來的人們，一般以這一年為春秋時期的肇始。至于春秋時期的下限（也即戰國的上限），古往今來人們的看法可謂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以重大歷史事件為標志而作劃分的，譬如，以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為春秋終結的絕對年代；也有以《春秋經》記載所止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春秋截止的具體標志，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我們比較傾向于采納自《史記》問世以來較為通行的觀點，即以公元前476年為春秋與戰國兩個歷史階段的分界線。按照這一劃分，春秋時期歷時近300年。
毫無疑義，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都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時期。具體說來，它鮮明地體現出以下三個基本特點：
一是動態性。社會在動態發展中不斷前進，這是歷史演進的根本屬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里，這種動態變革的規模、范圍、力度以及影響往往會有特別強烈的表現，而春秋正屬于這樣的特殊時期。在近300年歷史中，其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流，用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的話說，就是“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具體表現為：王室衰微，霸權迭興，列國紛爭，夷夏沖突，公室沒落，大夫擅權、陪臣執國命等政治格局此消彼長，接踵而至，風云變幻，氣象萬千。田制改革、賦稅嬗變、軍隊擴增、國野混一、天子失官、禮崩樂壞、學術下移、私學勃興、兵不厭詐、唯力是尚等諸多經濟、文化、軍事新現象粉墨登場，異彩紛呈。
二是過渡性。回溯和梳理春秋的全部歷史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很顯然是中國由古典宗法社會逐漸遞嬗為帝國專制社會、由貴族有限分權體制逐漸轉型為君主高度集權體制的重要過渡階段。用比較形象的文字來描述，就是它的一條腿已經悄悄地踏進了新世紀的門檻，可是它的另一條腿卻還躊躇不決地停留在舊世界的邊緣。換句話說，即春秋前中期的歷史場景，更多地體現了西周時期的時代特征、文化精神，而在春秋晚期的地平線上，則業已隱隱約約出現了顯示戰國社會基本特色的晨曦霞光。總而言之，在整個春秋時期，新與舊，生與死，傳統與變革，積淀和創新，糾結在一起，融化為一體，既唱著舊時光的挽歌，又吹響新天地的號角。一方面是傳承，另一方面是發展，既是“革”，又是“鼎”，也即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對春秋時期這種過渡性特征恰如其分的形容。
三是多樣性。春秋時期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毫無疑義，用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就是建立在西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禮樂文明的逐漸衰微和嶄新的高度中央專制集權因素的不斷增長。但是，“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在具體的諸侯國之間，在中原核心區域和周邊“蠻荒”地區等不同地域之間，在華夏諸侯國同楚國、吳國、越國這些國家之間，其發展觀念、文化觀念、價值取向、道德倫理是很不一樣的，其文明的成熟形態和發展程度是多元的、不平衡的，地區間的差異非常明顯。這種國別間、地區間的差異，使得春秋這段歷史顯得很復雜，但同時也使得春秋時期的文化呈現出特別豐富多彩的面貌。
一部近300年的春秋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前、中、后三個階段。自周平王東遷，至齊桓公稱霸之前夜，為春秋前期。自公元前686年齊桓公登臺，至公元前546年宋國大夫向戌弭兵，為春秋中期。自向戌弭兵至越國滅吳，橫行淮泗，“號稱霸王”，可視為春秋后期。長期以來，人們多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春秋中期，而對春秋前、后兩個階段的考察相對薄弱。就以春秋后期的戰爭進程與霸權轉移的狀況來看，可謂是好戲連臺，異彩紛呈。例如吳楚戰爭，吳越戰爭，就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的精彩篇章，更是改變春秋戰國基本面貌的最大推手。我們應該系統梳理其脈絡，認真回溯其源頭，充分展示其表現，準確歸納其特征，全面總結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