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出一個觀點：我們生活在最好的時代，同時也生活在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指的是我們人類是非常偉大的，發明了各類科學技術。所以，只要我們愿意，就能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消除饑餓，即使從今天開始，我們也能利用科學技術來達成這個目標。然而，我們并沒能解決消除饑餓這個問題。這顯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個道德問題，是個倫理問題。我們可以解決問題，但要克服目前的困境，我們需要基于政治意愿和道德觀的解決方案。所以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當前，人類正面臨多重危機。我們正處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全球變暖也正在破壞地球，生態環境惡化，食物和水資源短缺，核擴散威脅，以及代理人戰爭……所有這些當下的問題，共同構成了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我們今天面臨的這些問題，沒有任何界限——它們是系統性的。我們不可能在拋開其他問題的同時單獨解決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人類休戚與共。最重要的是，我們實際上擁有一些文化資源，能夠有效應對人類當前的境況。雖然我們擁有文化資源，但我們需要改變人類的意圖、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美國哲學家卡斯（James P. Carse）給出了一個實用性很強的劃分——他將“有限游戲”和“無限游戲”區分開來。“無限游戲”是我們需要去追求的東西，但當今世界卻是根據“有限游戲”來定義的。“有限游戲”指的是人類從事的所有活動，如商業、體育、外交、國防等。我們所做的所有這些都屬于“有限游戲”，而“有限游戲”的本質就是有始有終。“有限游戲”是基于一組有限的規則來進行的，有贏家和輸家。參與“有限游戲”的目的是為了贏。所以當涉及商業、體育、外交時，我們如今的模式是非贏即輸，零和游戲。如果你贏了，我就輸了。我們都非常熟悉這個模式。但“無限游戲”就完全不同了。“無限游戲”需要我們一起面對這個日趨復雜、日益艱險的世界，攜手合作，共同努力，這樣才能實現共贏。
所以在當今世界，我們必須從“有限游戲”走向“無限游戲”，從非贏即輸的模式轉變為共贏或共輸的模式。“有限游戲”可以與個人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那些個體行動者為贏取勝利而行動。“無限游戲”則基于共生性，一種生態性的思維模式。我們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無論我們談論的是人民、公司還是國家，那種個人主義都是不現實的。沒有任何人或組織可以獨自去做任何事情。我們的個人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都是相互關聯的。現代國家制度基于個人自治的理念，是由能夠自由選擇的理性個體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在這種現代國家的模式中，每個國家都在為自己的利益而競爭，這導致我們陷入了國際無政府狀態。面對全球變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食物和水資源短缺等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攜手共進就會面臨共同失敗——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憑借智慧走向“無限游戲”，那么隨著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我們也將不得不學會合作——這種必要性將會出現。
那么，解決方案是什么？除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確立的平等獨立主權國家，是否還存在什么替代方案？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沃爾澤（Michael Walser）探討了道德的“厚”“薄”問題。“厚”的道德已經使我們支離破碎。無論是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儒家思想、印度教還是非洲的烏班圖思想，“厚”的道德使我們的觀點產生差異和分歧，同時也把我們的文明變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文明。但沃爾澤對此發出挑戰，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些“厚”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使我們成其所是，是我們文化的標志，但是否存在一種“薄”的道德，能讓我們團結到一起？這種“薄”的道德，并不是膚淺的道德或次要的道德，其實它才是最強烈的道德，甚至近乎道德的本質。
現在，我想說說中國的儒家傳統。這一傳統已經傳承了數千年，而且仍在繼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哲學家趙汀陽，提出了關于“天下體系”的理念。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的緣起？中國的早期猶如一個旋渦，它將各不相同的民族融入一個共同的身份。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分。中國將其產生的文明描述為“和而不同”，注重和諧，但不是千篇一律。中國的多樣性體現在不同的語言、治理模式、慶典儀式、生活體驗等。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鮮活的多樣性催生了獨特的中國文化。所以，如果我們尋求的是一種極簡主義的道德觀，尋求的是一種能讓世界團結一心的道德觀，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中國找到靈感？
“孝”是能夠表征極簡主義道德的中國概念，它代表了一種對家的尊敬、一種親情、一種對家的依賴——一代又一代維持著這個多樣化人口結構的完整性。對家的責任，使每一代人都有能力，也有責任繼承文化傳統，彰顯文化風貌。身體是一代人向下一代過渡的最明顯的符號，而語言、文化、音樂、技術也都是代代相傳的。因此，“活的傳統”才能被不斷繼承，被不斷研究和理解，在不斷闡釋中被拓展并被用于解決緊要的時代問題。當一代人逐漸老去時，這個“活的傳統”就會傳給下一代。因此，家被視為“活的傳統”代代相傳的渠道，這是我們從中國的經驗中學到的重要一課。
中國的政治觀基于一種家、國家、天下之間的同構關系。這三者之間的同構性，就在我們構建的人類經驗之中。在中國傳統中最重要的道德責任，也就是“孝”這個概念，它指的是對家的承諾。有時“孝”被翻譯成“filial piety”，而“family reverence”可能是更好的翻譯。沃爾澤對極簡主義道德觀需求的回應，是一種普遍版本的正義。但正義只是一個概念，我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種共識。在共識（consensus）這個詞中，“con”指的是集合，而“sensus”在拉丁語中的意思則是感覺。那么，我們能否基于家這個概念找到人類的共識？
我的意思并不是應該把這種“厚”的儒家道德觀念帶到意大利，帶到烏干達，并說服意大利人和烏干達人，他們也應該遵循這種道德模式。我想說的是，意大利人非常看重家，烏干達人也非常重視家，所以也許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可以激勵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捫心自問，在我們自己的世界里什么是最高的價值，什么是最重要的人類制度，什么東西可以把整個世界團結到一起。我的論點來自這種儒家傳統，即關于家的制度。無論政府能做什么，都不能取代家在教育、社會福利、家庭責任和人類繁榮方面所起的作用。家是人類經驗的限度，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利用這種關于家的情感的共識，探尋把世界團結到一起的極簡主義道德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