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一，就是選擇和平和諧。
中華文明植根于東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熱愛和平。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和”的文明，“和”的觀念在經(jīng)典中多次出現(xiàn)，《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第十二章）這是從哲學的高度解釋“和”，用“和”來概括萬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這是從禮的角度解釋“和”，“和”不僅是禮之所用，也是為政之道，而且是一種美。《禮記·中庸》以“和”為“天下之達道”，能“和”則能四通八達，無往不利。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萬物才得以育，這就將“和”的意義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華民族深知和平對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戰(zhàn)爭對文明的破壞作用。西晉統(tǒng)一全國后，在文獻整理、史書編纂、學術積累，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等方面，都已出現(xiàn)繁榮的端倪，是戰(zhàn)爭，打亂了文明發(fā)展的進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斷裂。宋代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是戰(zhàn)爭，打亂了原來的趨勢，延遲了文明的發(fā)展。
和諧與和平都基于一個“和”字。和諧是和平之上的一種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關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重點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適應人的需要，也調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適應自然的規(guī)律，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要義。關于人與人的和諧，重點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既考慮局部的利益更顧全整體的利益，以達到整體的協(xié)調發(fā)展。關于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包括身心兩方面的協(xié)調，重點在于通過實踐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華文明中關于和諧的觀念，對于解決當前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種種問題，無疑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離不開和平和諧，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唯和諧才能使文明穩(wěn)步發(fā)展。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二，就是選擇包容。
包容，是中華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書》中就有這樣的話：“有容，徳乃大。”（《周書?君陳》）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說：“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進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這雖然都是針對統(tǒng)治者而言，但在中華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義。中華文明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明，中國人常用“海納百川”來形容一個人的氣度胸襟，這四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中華文明的品格。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證明，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不只是黃河流域，還包括長江流域。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又證明，除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還有許多文化遺存散布在全國各地。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于黃河、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nóng)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shù)民族文明。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是多種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核心向周圍擴散，周圍向核心趨同，核心與周圍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漢族和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shù)民族，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引為驕傲的山西應縣木塔那樣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遼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開辟了南北海運航線。滿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現(xiàn)了康乾盛世，為中華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頁。
我還想舉戰(zhàn)國和唐代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戰(zhàn)國時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爭辯，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想強調的是，這種包容不只是統(tǒng)治者的包容，也是整個社會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這說明社會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個重要標志，這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例如儒、釋、道三家并用；政府機構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機會，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進入仕途；文學藝術的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等等。僅以政府的將軍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數(shù)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晁衡）、新羅的崔致遠都曾在唐朝任職。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需要包容，“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唯包容才能百川匯海，唯包容才能不斷壯大。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三，就是選擇開明。
開明的核心有四點：一是民為貴，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這已成為經(jīng)典性的話語。二是廣開言路，從諫如流，班彪說：“從諫如順流”（《文選?王命論》），這是明君的必要條件。三是舉賢授能，《禮記》說：“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禮器》）這是治理國家的重要舉措。四是以法為準，唐太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國古代往往將“盛世”與“開明”聯(lián)系起來，稱之為“開明盛世”。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這些盛世都是比較開明的。即以唐代為例，太宗對太子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太宗問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別，魏征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貞觀政要·君道》）太宗深以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為相。姚崇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提出“十事”，從施行仁義、不求邊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雜稅等十個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見，玄宗從諫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罷相時，推薦剛正極諫的宋璟繼任相位。宋璟繼續(xù)貫徹姚崇的政策，使得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設計也有一定的開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監(jiān)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約。就以皇帝與大臣的關系而言，陳亮引仁宗的話：“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龍川集?論執(zhí)要之道》）仁宗表示，處理天下事不專由自己一個人決定，便是一種相當開明的態(tài)度。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離不開開明，唯開明才能廣得人心，唯開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四，就是選擇革新。
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雖不是最早的，卻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在《中華文明史》的總緒論中作過一些說明。現(xiàn)在只想強調一點，就是中華文明中包含著變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詩經(jīng)》贊美周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便是對“維新”的贊美。《周易》說：“日新之謂盛徳，生生之謂易”（《系辭上》），指出不斷的變易是事物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周易》又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系辭下》）變，是從窮到通的關鍵。其實，《周易》的這個“易”字，就是變易的意思。關于中國哲學中的變易思想，張岱年先生舉了孔子、老子、莊子、張載、程顥、程頤、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學家的言論，總結說：“中國哲學有一個根本的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實。變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變易之中，而宇宙是一個變易不息的大流。”（《中國哲學大綱》）這種變易的思想，常常被用來作為變法的依據(jù)。近代的康有為托古改制，他說：“夫至變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為能變也。”（《變則通通則久論》，見上海時務報館光緒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這段話既符合傳統(tǒng)的思想，又服務于其變法維新的主張，可以視為他對中華文明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
驗之以中華文明的歷史，幾千年來不知經(jīng)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變革。就帶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從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明的長足發(fā)展。從分封制到郡縣制，鞏固了大一統(tǒng)的政治局面；從察舉制到科舉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長；從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動了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如果就文學體裁這一個局部而言，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再到詞和曲；從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從雜劇到傳奇，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學的突飛猛進。
毋庸諱言，中華文明中也包含著因循守舊的因素，所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宋史?王旦傳》），諸如此類的話不勝枚舉。回顧歷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時候，文明就得以健康發(fā)展；凡是因循守舊的勢力占據(jù)上風的時候，文明的發(fā)展便受到阻礙。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革新是文明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不斷前進，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五：就是選擇開放。
中國的漢唐盛世，都是開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躍。漢代通西域，帶來了中亞和西亞的文明。公元前二年，佛教傳入中國，在思想觀念、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等許多方面，對中國固有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只有今生此世的觀念，是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之說，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反切的產(chǎn)生和四聲的發(fā)現(xiàn)與佛經(jīng)的翻譯有關。隨著佛經(jīng)的翻譯，漢語的詞匯擴大了，文學觀念也多樣化了，諸如“空”的觀念、“境界”的觀念，都與佛教有關。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禪宗，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開通，形成雙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廣泛傳播，同時也從外面得到很大的補充。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經(jīng)達到百萬之多，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于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繹不絕。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傳播。唐太宗設立的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nèi)少數(shù)民族，四部來自國外。到了明代，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其足跡遠達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密切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成為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壯舉。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雙方的文明發(fā)展。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入歐洲，對西方文明的偉大貢獻已是公認的事實。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用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激起中國一部分士大夫對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興趣，這包括古希臘哲學、倫理學、語言學、邏輯學、地理學、醫(yī)學、生物學、數(shù)學、歷算，以及美術、音樂、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以后，16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玉米、甘薯和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對中國開發(fā)地廣人稀的山區(qū)，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從而發(fā)展生產(chǎn)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很可惜，當歐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工業(yè)革命帶動西方社會迅速發(fā)展之際，中國的統(tǒng)治者卻安于現(xiàn)狀，閉關自守，以致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就明顯地落后了。這是一個慘痛教訓！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的有志之士為了救亡圖存，紛紛介紹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文明，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的方針，便是一個標志。此后，向西方學習經(jīng)歷了從科學技術的層面到政治、人文層面的深化過程。種種新事物迅速出現(xiàn)，中華文明開始逐漸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開大門與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繼續(xù)的歷史任務。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開放是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條件，唯開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長處，唯開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講的：和平、和諧、包容、開明、革新、開放，就是回顧中華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啟示。凡是大體上處于這種狀況的時候，文明就繁榮發(fā)展，而當與之背離的時候，文明就會減慢發(fā)展的速度甚至停滯不前。我相信，上述各點對今日之中國有借鑒意義。也許，其意義會超出中國的范圍，供更多的人參考。
最后請允許我從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出發(fā)，就二十一世紀全人類的文明生態(tài)重申我的觀點。
經(jīng)濟全球化在不平靜中向前推進，看來已是大勢所趨，而文化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全球化呢？這關乎人類生存方式的選擇，對此我們必須做出清醒的判斷。
經(jīng)濟全球化促進了各國的經(jīng)濟往來，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各民族文化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類生存方式趨同。但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是幾千年或更長的時間積累的結果。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尊嚴，是一個民族區(qū)別于其它民族的標記。要將世界上各民族長期形成的、千差萬別的文化變成單一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那種失去了多姿多彩的單調的文化，也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主張不要籠統(tǒng)地提“全球化”，或者籠統(tǒng)地提“全球化時代”，應當對全球化加以分析。在經(jīng)濟的層面，全球化是大趨勢。在科學技術的層面，那些給人類的生活帶來方便的先進科技，更容易在全球推廣。但是在精神的層面，因為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活習俗、思維方式、語言習慣等等，要想憑借強大的經(jīng)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將某一種文化強加于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
我們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自我為中心而形成的種種偏見，會遮蔽人的智慧，而實際的利害關系又會迷惑人的良知，再加上語言交流的障礙，在不同文明之間，即使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都不容易，至于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就更困難了。然而時至今日，人類已經(jīng)能夠遨游太空，為甚么不能放棄種種狹隘、固執(zhí)和偏激的想法，以廣闊的胸襟，對待文明的差異呢？為甚么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呢？為甚么不能充分尊重各個民族或國家自己的選擇呢？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可以運用大智慧，展現(xiàn)大手筆，在不同文明之間找到密切溝通之路，搭起暢通無阻之橋，以促成不同文明的和諧相處，以造就世界的永久和平。
在當今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難以存在的，單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思議的。不同文化只能以開明開放的態(tài)度互相包容，只能和平和諧地相處，以期達到共同發(fā)展、共同繁榮的目標。
總之：經(jīng)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這就是我們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方式的正確選擇。（本文系袁行霈教授在2006北京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