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法系是一種禮法文化
曾幾何時，“儒法斗爭”被視為中國傳統治道思想的主線，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法制史敘事。我們認為，先秦儒法兩家的分歧，并不是人治與法治的對立；秦漢以后的中國法律史也并不存在一條人治與法治斗爭的主線。
中國古代法律文化起源于中華文明早期。從文獻記載看，西周時期形成了一種禮法制度和禮法文化。那個時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是“禮”與“刑”。刑是懲罰犯罪的手段，即刑罰。所以三代之法，法在禮中，禮外無法，是中華法系禮法體制的原生態樣式。正是古老悠久的禮法文化孕育了中華法系；反過來，中華法系又固化了禮法文化。
“禮法”這個詞首見于《荀子》?！盾髯印窌小岸Y法”凡三見，《修身》篇載：“故學也者，禮法也?！薄锻醢浴菲d：“禮法之大分也?！薄岸Y法之樞要也?！薄岸Y法”不是“禮”和“法”、“禮”加“法”，或“禮”中有“法”、納“法”于“禮”?！岸Y法”是一個雙音節詞匯，一個名詞，一個法律學上的法概念，一個法哲學上的范疇，是古代“禮樂政刑”治國方式的統稱。在古代中國，“禮法”是秉承天道人情的根本大法。它既是最高法、正義法，統率各種國家法律、地方法規和家族規范，也是具體法、有效法、實施中的法?！岸Y法”意識就是法律意識、規矩意識。這種禮法文化為孔子和孔子創立的先秦儒家所繼承和發揚。
春秋以降，禮壞樂崩，諸侯紛爭，禮法毀棄，王道式微，霸道和強道橫行。戰國時代，呈現出禮與法、禮與刑分離的趨勢。法家學派是從儒家中脫穎而出的。他們發揮“禮法”中刑和罰的一端，提出“信賞必罰”“嚴刑峻罰”“輕罪重罰”“專任刑法”式的“以法治國”?！稘h書·藝文志》中，班固稱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結果大家都知道，這是秦帝國曇花一現的輝煌。
經過一番挫折和探索，劉漢政權重拾禮法文化。當然，這時的儒家思想與先秦儒家有所不同，它綜合了法家、陰陽家等思想成果，創造性地回歸中華禮法文化傳統。這個過程從東漢開始，中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臻于大成。《唐律疏議》是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它以儒家思想為靈魂，“一準乎禮”，以德禮為本，以刑罰為用，寬嚴有度，出入中平，是中華法系成熟的標志，被世界法律史界譽為人類中世紀最優秀的法典。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大體因襲唐律，其基本制度和原則，乃至篇章結構的規模未作根本性改變。
漢代開始復興的禮法體制具有禮律融合的特征。其“律”，指歷朝正統刑律。律（刑律）以禮為指導，禮入于律、融于律，法史學界通稱“禮法合一”。不過，“禮”仍然單獨存在，而且是制度性、規范性的存在，這就是“律外有禮”。唐太宗時先制《貞觀禮》，再定《貞觀律》。唐高宗時定《永徽律》30卷，又修《顯慶禮》130卷，并親自為序。唐玄宗時編《大唐開元禮》150卷。明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率先修成《大明集禮》，再于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又先后欽定《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皇明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等。足見其于刑律之外有獨立的禮典系統。清王朝仍承襲這一傳統。乾隆元年（1736年）敕修《大清通禮》50卷，乾隆五年重修律例，定名《大清律例》。至此禮律齊備，清代禮法體制基本定型。
“二十五史”中，有13篇《刑法志》，16篇《禮志》，或稱《禮樂志》《禮儀志》，而《禮志》《禮樂志》《禮儀志》的篇幅，比《刑法志》的要大得多。如《宋史·刑法志》才3卷，而《禮儀志》有28卷。在禮法體制中，禮典的地位高于刑法典。禮典首先要解決的是一代王朝的正統性、合法性問題。
將以上所述作個簡單的小結，有這樣五點初步結論：
第一，中華法系是以儒家思想為靈魂的禮法法系，中國傳統法文化是一種禮法文化。
第二，如果一定要以什么“治”來區分戰國秦代的儒法兩家，比較適合的說法是堅持禮法之治與毀棄禮法獨任刑罰之治的區別。
第三，若以現代法治的標準來定性禮法之治，其整體上屬于人治的范疇，但內含許多合理的法治內核。
第四，法治、人治是西方政治法制文化中的話語方式，后來發展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一種價值標識。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未出現過法治與人治相對立的思想體系和制度體系，用法治與人治對立的思維方式和標準去描述中國法文化史，去區別它的精華與糟粕，是不適宜的。
第五，中華禮法傳統中蘊含著“良法善治”和現代法治的文化營養。
二、中華傳統禮法的追求目標是“良法善治”
“依法治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大標志，也是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說：“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薄胺ㄖ沃袊苯ㄔO的目標所向，簡言之，就是實現現代政治文明的“良法善治”。
如何實現“良法善治”？其中重要一條，應當汲取五千年中華傳統禮法文化提供的智慧。2014年10月1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說：“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边@里列舉的內容，都屬于古代的“良法善治”經驗，是中華傳統禮法文化的精華之處。
過去，有的教科書認為中國古代皇權專制、司法獨斷、嚴刑重罰、冤獄遍地。這樣理解中華法律文化是有偏頗的。
在中華法制文明史上，反酷刑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反肉刑階段，時間在隋唐以前。二是反各種殘酷的身體刑階段，時間上為清末以前。三是反對各種刑訊逼供和非法定的酷刑階段，這個任務至今尚未完成。在前兩個階段，反酷刑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儒家的仁學學說。關于禮法傳統的一些精華之處，列舉以下幾點。
首先，在法律與道德關系上，中華法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立法和司法實務上都強調德與刑相向而行，相輔相成，主張“禮（德）之所去，刑之所取”，“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凡為道德所不齒的行為，一定是法律上不予支持，甚至應受刑罰懲處的。
其次，關于法的起源和本質問題。迄今為止，大多數法學教材是這樣描述的：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形成，也就必然產生了法和法律，國家與法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或“階級斗爭的產物”。據說其根據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于國家和法起源的論述。但他老人家同時強調，“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是“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法律就是維持這樣一種“秩序”的規范?？梢?，國家與法是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維持在一個共同體下的需要，是斗而不破的產物，是“和”的結果?！秶Z·鄭語》中記載史伯說的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薄昂蛯嵣铩钡摹拔铩保溉f事萬物，包含了“和”實生國家、“和”實生法。這是中華法文化關于國家和法律起源的天才猜測。歷史上，它對中華民族治國理政和處理國際關系起著指引作用。其實，細究中外古今，每一部憲法和法律法規都是妥協的產物，都是“和”的產物。凡是強權制定的法律不是惡法就是無用的法。
再次，關于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禮法”用其特有的詮釋方式把國家形態與社會結構概念化、合理化，從而為中國傳統政治統治構建起四重合法性：一是“天命”的神圣合法性；二是“以德配天”的德性合法性；三是以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為主的禮儀程序合法性；四是以建筑、印璽、鐘鼎、服飾、儀仗為載體的器物合法性。在禮法傳統中的這四重統治合法性中，“以德配天”是關鍵。近代一百多年的反傳統，無論是老軍閥、新軍閥、民國政府，都失德，失德則失天下。在中華政治文明發展中，這個傳統是不會改變的。中國老百姓對為政者的官德要求比常人高，品評也很嚴，緣由就在這里。還是《大學》那句至理名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復次，關于科舉取士制度?？婆e制度是中華古代“禮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科舉歷時1300年，產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和數百萬名舉人。他們中不乏優秀分子，為中華文明做出過杰出貢獻。古代科舉法制不僅有嚴格的實體正義規則，而且有看得見的程序正義細則，形成了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人才選拔制度。在科舉正常運作的時代，入仕主要不是靠血緣、靠關系、靠門第，而是靠“學問”成為一種共識。美國著名學者顧立雅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其影響的重要性要超過物質領域中的四大發明。西方文官制度就曾借鑒過中國科舉制度的智慧。清末廢科舉以后，關于官員的選拔制度一直未能建立和健全。舊堤毀棄，新壩未就。失去這一傳統的惡果，不僅是人才競爭的制度化通道不暢，更嚴重的是對知識、知識分子的輕視、傲慢，甚至仇視。
最后，說一下“無訟”和“調處息訟”的問題?！墩撜Z》中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一章，有各種各樣的譯解和評述。其實，“聽訟，吾猶人也”，是說審理案子，我孔子也跟別的審判者一樣，只能按照審案程序依法處斷。“使無訟”，并非不準告狀，或壓制訴訟，而是以德政、善治“協和萬民”，包括通過各種渠道的調處息訟在內。調處息訟制度為民眾提供了一種解決糾紛的“非訴訟”途徑選擇，減少“累訟”對當事人造成的壓力，以最小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換得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秩序的正?；?。在傳統中國社會，“調處息訟”無疑是一種最經濟、最快捷地解決糾紛的制度，并成為現代社會“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