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會議多個場合都對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出重要論述，特別是創(chuàng)造性提出了“兩個結合”的重大論斷，為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開中國文化的創(chuàng)新空間，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建設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守正創(chuàng)新，破除學術與思想禁錮，發(fā)揚光大傳統(tǒng)文明，把握內(nèi)在精神實質(zhì)，堅持傳承和創(chuàng)新。只有深刻有效把握中國文化精神，才能進一步完善今天的治理體系，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源源不斷生發(f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責任，并將這種學術思想貢獻給世界，滋潤和構筑新的世界精神。
以大歷史觀認識“文明”中國
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世界開始矚目中國，世界有識之士也思考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背后的文化原因，開始從本質(zhì)上認識中國。例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后或許只是歷史上一個短暫的意外，這并不是常情。他認為，西方國家的建立往往總有一個開端，但中國似乎沒有這個概念。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隨時都是一個起點，每當建立起大一統(tǒng)盛世的時候，總是不認為這是創(chuàng)造而是復興、是回到了巔峰?；粮裨凇墩撝袊分姓f，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恒的自然現(xiàn)象在歷史上出現(xiàn)。
英國漢學家馬丁雅克則進行東西比較。在他看來，西方曾經(jīng)也產(chǎn)生了很多的大帝國、強國，他們縱橫世界，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但這些強大帝國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飛煙滅，后世很難再有崛起的可能?？墒牵c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代東方幾千年出現(xiàn)的幾乎所有強大帝國都來自中國。他解釋說，中國看起來是一個國家，實質(zhì)上所承載的是一種文明！
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演進，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是其高峰?？鬃恿⒆阌谒幍臅r代，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是中國學術思想的中心，是中國哲學文化制高點?？鬃与m然生活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但他總結繼承了他以前數(shù)千年的中國文化，《中庸》等典籍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論語》記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僅體現(xiàn)了孔子的文化觀，更重要的是他以前文化的令他“好古”“尊古”。首先必須清楚的是，他往回看是為了往前看，他是在歷史過往中尋找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方案。
中國文化是多源起源的，考古學家用“滿天星斗”來比喻中國上古文明遺址的分布，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文化遺存可謂星羅棋布。然而，多源未必就是多元，在多源起源與發(fā)展之中，各區(qū)域文化發(fā)展也不平衡。各個地域之間相互交往，互相影響，文明發(fā)展要素呈現(xiàn)出彼此相似的表征，一些區(qū)域處在了文化發(fā)展的領先位置。在堯舜時代以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已經(jīng)處在形成發(fā)展之中，中華文化一萬年之說絕非空穴來風。中國易學上的“人更三圣，世歷三古”，就讓人建立起從伏羲到孔子之間的文化聯(lián)想。
中華民族共同體之所以核心穩(wěn)定、向心力強，就是因為它形成的歷史非常久遠。儒學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文化精神的成熟與定型，而儒學的源頭就建立在世人觀察自然的基礎上。儒學的根基是關于人本身的思考，通過孔子與易學的關系，能看到這種天人思維的脈絡。從遙遠的伏羲時代開始，直到文王、周公、孔子，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這正是儒學的深厚根基。儒學的根基在周易，易為群經(jīng)之首，易以道陰陽，陰陽之道儒家世界觀的基礎。
中國思維體現(xiàn)在中庸哲學中。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維，反對將天與人相互對立，講求天與人二者的統(tǒng)一，《孔子家語·禮運》講：“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居人也曰養(yǎng)”；《易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宇宙觀決定世界觀，世界觀決定人生觀，人生觀決定價值觀。
中國歷史文化連綿不斷，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特征，與它的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連、高度統(tǒng)一。中國文明被稱為儒家文明，具有顯著的不斷創(chuàng)新、和諧統(tǒng)一的特性。有西方人士看到：“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边@是孔子儒學思想作為中華文明底色的偉大意義所在。儒學是中華文明之樹的主干，他在不同的時期也吸收了不同文明養(yǎng)分。惟其如此，這棵大樹才歷經(jīng)風雨，在不同時期都綻放出艷麗花朵、結出豐碩成果。
人文主義傳統(tǒng)與孔子儒學思維
中國在近代的屈辱中走出來，很多人依然沒能擺脫由此造成的對自身文化的迷茫與懷疑。我們要學習世界上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但絕不能對歷史抱有虛無主義的認識，不能以為自己站在歷史的頂點上。尤其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應該像錢穆先生當年在《國史大綱》所告誡的抱有一份“溫情與敬意”。曾幾何時，我們曾懷疑一切，從而喪失了話語權。新啟蒙運動時期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學與民主，第一是自主。中華民族是最有資格談自主的民族，不明了這一點，就無法理性看待中國數(shù)千年的和諧與和平。
中國疑古思潮盛行帶來了學術的迷茫，許多古書被打入“偽書”行列，許多思想史著作被棄置不用，許多古籍記載得不到應有認識，成書年代被嚴重后置，先后關系顛舛倒誤，學派屬性認知迷亂。例如《孔子家語》，該書極其重要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嚴重影響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
正如《莊子》所說“古之人其備矣”?？鬃蛹瞎艢v史文化之大成，他的思想的道術性質(zhì)，使之具有“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莊子·天下篇》）?？鬃诱f“禮也者，理也”，禮者，理萬物者也?？脊艑W證實龍山時代就有了禮制。夏、商、周三代遞相損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國歷史的特殊的時期，“文武之政”“周公之訓”“成康之治”值得大書特書。周公是孔子以前、黃帝以后的最重要人物。他幫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又輔佐成王鞏固了天下，他“經(jīng)天緯地、制禮作樂”，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基礎?？鬃映绨葜芄?，常?！皦粢娭芄?，周代走出對于天命、鬼神的膜拜，這是一種人文理念高度升騰的文化?？鬃印皬闹堋薄皯椪挛奈洹保伎级Y樂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問題，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
中國文化人文主義底蘊極其深厚。走入歷史深處，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最初就是一個文化概念。據(jù)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武王克商之后欲營建洛邑，他“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薄渡袝よ鞑摹氛f“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這里“中國”也與“四夷”相對。堯、舜、禹有遞相授受的“十六字心傳”，此即《尚書·大禹謨》所記“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由于受《尚書》真?zhèn)螁栴}影響，人們就連《論語·堯曰》的相關記載也存有疑慮，所幸《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楚竹書·保訓》整理問世，證明這些說法完全可靠，儒家“中庸”思想來自中國自古就有“尚中”傳統(tǒng)。
夏商周三代文化遞相損益，不斷進步。周公制禮作樂，不是憑空進行的，而是在總結繼承前代歷史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經(jīng)天緯地、設官分職、董正治官等一系列法則?？鬃诱f：“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周文深厚，已經(jīng)超越了對于天命、鬼神的迷茫與羈絆，意味著人文理念的升騰。如果不理解周公制禮作樂的歷史實際，就無法完整理解孔子。孔子尊崇周公，正是因為他制禮作樂的文化創(chuàng)造?？鬃舆m周像老子問禮，最大的可能就是觀《周禮》。孔子認為“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孔子家語·觀周》），于是遠行洛邑，了解“禮樂之原”“道德之歸”。“禮樂之原”即禮樂的根本，應指國家頂層制度設計，即設官分職的政治架構，此乃政治運行機制。“道德之歸”也應在《周禮》之中，《孔子家語·執(zhí)轡》記孔子說：“古之治天下，以六官總治”，其中，“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此乃國家管理的根本所在。
孔子時代，周公制定確立的禮樂制度出現(xiàn)的崩壞的趨勢，孔子希望能力挽狂瀾，扶大廈于將傾，但無力挽回頹勢，直到臨終他還慨嘆：“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語·終記解》）基于這樣的情勢，孔子創(chuàng)立了博大精深的仁學體系。不難理解，孔子是“接著周公說”的，他思考周公怎樣制禮作樂、禮樂大廈何以崩塌、怎樣建設才能使大廈根基牢固?？鬃右源藶槠瘘c深刻反思，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又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這誠如《商君書·畫策》所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人是最為關鍵、最為根本因素。
孔子常常念及“文武之政”，他創(chuàng)立儒家學說就是效法周政,以“為東周”（《論語·陽貨》）為其志向，孜孜以求。因為效法周公，孔子被尊為“至圣”，周公被尊為“元圣”。漢唐以來，人們之所以“周孔”并稱，正是由于孔子與周公的淵源關系。在人類文明研究中，國人似乎習慣接受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認為孔孟老莊時代是中國文明的突破期，其實這一理論并沒有關注中華文明在諸子時代以前的漫長發(fā)展，沒有注意中國許多思想家何以那樣尊崇古代“先王”。中國學術研究的進展與考古材料都一再證實，堯舜以來尤其夏商周“三代”時期的中國文明已經(jīng)有漫長發(fā)展歷程，有較高發(fā)展水準。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百家爭鳴”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時期，這是中國思想、中國智慧的繁盛期、高漲期。我們認為，世界對中國古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這樣的情形恰恰是中國學術界自己造成的。如果在中國要找一個“文明突破期”，那么它應該在殷末周初的文武周公時代。
榮譽責任意識與世界精神重建
中國文化強調(diào)榮譽與責任，注重提升精英的氣質(zhì)和素養(yǎng)。清朝末年，時任日本教育部長的菊池男爵請辜鴻銘先生翻譯《春秋》中“名分大義”，辜鴻銘譯為“榮譽和責任的重要原則”。他認為，《春秋》之所以取名于此，源于此書的主旨在于給出決定民族興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榮譽與責任。榮譽與責任是中國國家觀念的基礎，也是中華文明存在的基礎。
中國的榮譽與責任意識，最突出體現(xiàn)在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政治理想，“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以至于今日，中華民族這樣的追求一以貫之。孔子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彼^“天下為公”，就是人們都修為自己的公德心。這是希望人們休戚與共，協(xié)同一致，有明確的社會性意識。扶危濟困，互相關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損人害人、弱肉強食。
正如孔子儒學繼承了此前數(shù)千年的文明成果，孔子儒家的社會理想追求也是中國文化數(shù)千年內(nèi)生演化的結果。這樣的文化基因在中華文明很早的邦國時代就已經(jīng)清晰堅定、先進而成熟。夏朝之前，堯對舜諄諄教導：“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保ā墩撜Z·堯曰》）看到了認知天命，履行天命，誠心誠意奉行中道的重要性。西周初年，周公大力倡導“敬德保民”，將政治與倫理相融合，使禮樂文明成為中華文化的底色，從而誕生了歷史記載的第一個盛世“成康之治”，成為儒家的理想政治樣板。
春秋末年，在中國歷史大轉型、大變革之際，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發(fā)出了時代最強音，這就是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孔子還表述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保ā墩撜Z·公冶長》）。他和弟子后學周游奔波，以求經(jīng)國濟世，希望人心和順、社會和諧、天下和平。孔子雖然沒有說服那時的君王，也看似沒有走出時代困局，但時勢鍛造了孔子和儒學。正是由于這樣的困局，讓孔子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使他們對于政治文明追求、中華文明底色、人類文明根基的思索更深沉，表達更周詳。東漢王充稱“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鬃永^承了文王、武王的政治理念，董仲舒則繼承發(fā)揚孔子的政治學說，實現(xiàn)了孔子當年渴望實現(xiàn)而終未實現(xiàn)的政治實踐，引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
在中國二千多年的社會發(fā)展歷程中，制度的變革發(fā)展、縫縫補補是常有的事，但是制度框架并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歷代王朝如一條穩(wěn)健航行的巨輪，即便是換了舵手，也并沒有改變它行進的方向和動力系統(tǒng)。近代以來，這艘巨輪遇到了正面撞擊，幾乎面臨傾覆的危險。于是，人們開始思考航向問題、道路選擇、動力系統(tǒng)構建。在艱難困苦的現(xiàn)實面前，有識之士開始了正本清源的研究努力，看到了中華文化的特質(zhì)，看清了帝制時代對孔子儒學精神的偏離與扭曲，主張返本開新、綜合創(chuàng)新、革故鼎新，實事求是地繼承發(fā)揚中國文化固有精神，中國闊步而自信地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
在中國式管理中，人們思考管理之道，最尊重和推崇孔子所說的“政者正也”。在孔子的思想中，“為政”即“為正”，為政者正才能引導天下之正。聚焦中國之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還是治理能力的落地，為政在人，在于承載中國氣質(zhì)、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的奮斗者。在新的時代，不僅需要新時代的經(jīng)濟、教育，更需要新時代的政治和國民。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包括物質(zhì)性滿足，還在于發(fā)揮人的理性光輝，將“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因子呈現(xiàn)出來、傳承下去。將榮譽感激活，產(chǎn)生責任感；在履行責任過程中，進一步潤澤榮譽感。
解放思想，就要理解中華文明的發(fā)展脈絡，就要正確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長遠與深刻，惟其如此，才能破除“西方中心主義”迷失，看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獨樹一幟。中國對于家庭與家族的重視，在文化的基本點上就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劃清了界限，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學者休斯敦·史密斯《世界宗教》說：“當一個人的深入關注中心從自身轉向家庭的時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當關注中心從家庭移向社會時，便超越了裙帶關系；當從社會移向國家時，便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當移向全人類時，則同民族沙文主義針鋒相對。”我們必須看到：當一個民族能思考人類共同的命運的時候，也就選擇了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最佳路徑。
【作者簡介】楊朝明，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特聘教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第六屆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孔子、儒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