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鑒”的理念，并強調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此后，習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反復闡釋“文明交流互鑒”的內涵和重要性，并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觀。那么，如何更好地加強世界各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或者說探索世界文明間交流互鑒的路徑，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在講清楚“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內涵的基礎上，探索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路徑、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平臺機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媒介載體，也就成為新時代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明交流互鑒”理念的重要舉措。
傳統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路徑
所謂“傳統”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國古代社會；所謂“中”是指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疆域；所謂“外”是指今天中國疆域以外的其他區域；所謂“路徑”是指實現文明交流互鑒的道路、方法。就世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問題，各國學者早就注意到，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曾說：“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的里程碑?！庇秩绮淘嘞壬f：“一種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猶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氣及飲食，否則不能長進也?！彼?，傳統中華文明的發展和不斷走向輝煌，既離不開中華民族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與世界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正如孔子回答弟子子張“十世可知”問題時所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應該說，五千年中華文明皆是通過特定的路徑和介質，不斷地損益和吸收自身此前文明、其他區域文明的結果。
由于受傳統社會交通條件的限制，中外文明交流的路徑并不復雜，先是通過路陸，后主要通過海陸將中華文明的成果傳遞到世界各地，并將其他區域的文明成果引入到中國，從而成為中華傳統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主席將這兩條路線概括為“一帶一路”（TheBeltandRoad，縮寫B&R），也就是2013年9月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10月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就傳統中外文明交流的路徑而言，唐代以前主要是通過路陸與其他區域的文明進行交流與互鑒的，標志性事件主要有張騫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以及法顯、玄奘西游等；隨著中國造船技術的提升和指南針的發明，宋代以來海陸交通逐漸成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五、六百人”的大帆船借助指南針可以橫跨印度洋，并到達非洲東海岸，其中以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為代表。這支船隊先后到達37個亞非國家，成為中外文明交流的友好使者。
張騫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他出使西域以及對西域的苦心經營，使西域區域成為此后傳統中國社會與中亞乃至更遠區域文明交往、交流和互鑒的橋頭堡。據《史記》《漢書》等傳世文獻記載，張騫“通西域”始于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終于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前后經歷了二十余年的事件，出使的國家包括大月氏、大宛、康居、大夏以及諸旁國，在當地享有極高的威望。比如《漢書·張騫傳》中說：“（騫）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后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睆堯q及其團隊對沿途環境特別是匈奴地區環境的了解，為維護國家穩定、民族團結以及為當時乃至此后中國中原王朝與西域的交往都奠定堅實的基礎。
繼張騫之后，東漢時期甘寧奉命出使大秦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甘寧出使見于《后漢書·西域傳》：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庇⒙勚酥?。
這段記載亦見于《晉書·四夷傳》，內容基本相同。就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的原因，有學者給出兩點理由，一是“打破安息壟斷，探尋直接同大秦貿易的通道”；二是“宣揚漢威，招徠外域使臣”。盡管由于安息人的阻撓，甘英并未達到目的地，但是他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如“把張騫的探險事業推進了一步”“擴大國際交往，推進中西各國友好關系的發展”以及“增加東漢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認識，進一步打開中國人的眼界”等。
“絲綢之路”一詞盡管出現的并不早，是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國旅行記》一書中首先提出的，但是中國古代路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紀的張騫出使西域及其對這一區域的經營，至18世紀中期清朝后期結束，維持了近2000年的時間，主要路線分為三道：從長安（今西安）或者洛陽出發，西經河西走廊、敦煌，在新疆的伊犁和喀什通向中亞，從莎車南去印度，西南去阿富汗地區。正如有學者說：“絲綢之路既是一個文化交流主通道的抽象歷史概念，同時還是一個具體的地理概念。地理區域以歐亞大陸為主，中樞地域或說中介地域就是我國古代史籍廣泛指稱的‘西域’?！睆倪@樣的角度說，“絲綢之路”成為溝通世界幾大文明區域的主要通道，也是傳統中國社會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路徑。
海上“絲綢之路”是另一條傳統中國社會時期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路徑。隨著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提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形成，主要分為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在路上“絲綢之路”衰落的過程中，海上“絲綢之路”則逐漸上升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主要路徑。據學者研究，從東海啟航的海上“絲綢之路”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王朝建立之初，“派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從南海啟航的“絲綢之路”則“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唐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通過“絲綢之路”這條海上大動脈，將中國與世界各地連接在一起，彼此之間開展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對話與碰撞，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所作出的一項重大貢獻。
應該說，1840年以前，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主要路徑是路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先民們，由于主要從事于穩定的農業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差不多皆扮演著友好使者的角色。而以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為特色的其他區域的人們，在與世界其他區域文明的交通過程中則主要扮演侵略者、掠奪者的角色。如有學者在評價基督教文明時說：“西方殖民開拓者們在東方的活動，乃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的赤裸裸的劫奪。他們展開了一幅充滿血與火的畫卷，……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文明交往的暴力特征，由于西方基督文明固有的性格而更增強了它的烈度?！彼裕澜缥拿鹘涣骰ヨb也并非皆是溫和的，搶劫和掠奪也時常會充斥其間。
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平臺搭建
這里所謂的“平臺”是指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場域。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時期對外交通相對單一，文明與文明之間交流的場域自然也就比較簡單，比如自漢代時期就開始經營的“西域”，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橋頭堡；自三代時期在沿海建設的碼頭，如碼頭，如泉州、廣州等以及出發的船只，成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場域；比如自魏晉時期以來出現的游離活動，如法顯、玄奘到今天的印度進行的文化交流活動，如馬可波羅、利瑪竇等人在中國的活動。如果說傳統中國社會時期的“平臺”相對單一的話，新時期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平臺呈現多元多樣的趨勢，如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各國所搭建的各類文化交流平臺，如中國舉辦的“良渚論壇”“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博鰲論壇”等，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哲學大會等。這些平臺和活動，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交流、碰撞、理解和尊重，加速著全球文明多樣性和人類社會的和諧相處。
“西域”是傳統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沿陣地、橋頭堡，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拔饔颉豹M義上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諸國。廣義上是指中國人向西能到達的地區或者中華文明影響到的區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亞、西亞、南亞，甚至包括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等區域。西方的農作物、香料、樂器以及宗教文化等通過這個平臺傳入中國中原地區，并逐漸融入中華文明。如有學者說：“西漢時期張騫‘鑿空之行（前139-前115），將中國與西域的交往帶入了一個歷史新階段。這條被后世學者稱作‘絲綢之路’的中西交通要道，興于漢，盛于唐。整個中古時代，西域物品便主要通過這條西北陸上交通樞紐傳入中國。’”此外，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金銀器以及思想文化等則通過這個中轉站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西方了解中華文明的重要介質。
隨著唐代時期“廣州通海夷道”的興起，由出發自中國廣州、泉州等港口的貨船及來往于波斯灣的遠洋航線，成為傳統中國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以鄭和下西洋為例，有學者這樣評價說：“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史無前例的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海洋。從‘西域’到‘西洋’，標志著中國對外交往發生從陸向海的重大轉折，也標志著人類交往從陸上向海上的重大轉折，促進世界文明互動中心脫離了歐亞大陸，轉移到海上；一個海洋的時代宣告到來，最終決定了世界的走向?！碑斎?，以鄭和為代表的遠洋航海及其文明交流是和平性的，被學者成為“國際交往中睦鄰友好的使者”，其航行前后28年，所到國家和地區達30多個，皆贈送給國王厚禮，以中國絲綢、瓷器、銅鐵器和其他工藝品交換當地的特產；回國時不少國家的元首派使臣前來，并回贈給明朝皇帝以珍寶特產。
時至今日，中國傳統社會開辟的這些貿易平臺仍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為更好的傳承和發展“絲綢之路”精神，從2017年開始籌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辭》中所說：“2000多年前，我們的先輩們就是懷著友好交往的樸素愿望，開辟了古絲綢之路，開啟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時代。今天我們傳承古絲綢之路精神，共商“一帶一路”建設，是歷史潮流的沿續，也是面向未來的正確選擇。”并強調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承載著“我們對文明交流的渴望”“我們對和平安寧的期盼”“我們對共同發展的追求”“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隨著“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深入推進，“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經成為各國“謀求高質量發展”和“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最有效路徑”。
自20世紀80年代，孔子、儒學成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一張靚麗的名片，并搭建了諸多較為成熟的交流平臺。1984年，經中共中央批準，由民政部注冊，文化部和旅游部與山東省共管的全國性文化學術基金會成立，宗旨是通過社會募集運作基金，組織和推動海內外學習、研究、傳播、弘揚孔子思想、儒家學說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動，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為增進海內外華人團結、實現祖國統一服務；為促進世界文化交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1994年，國際儒學聯合會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在中國民政部注冊登記，是國際性學術文化聯合組織，由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德國、新加坡、越南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與儒學有關的學術團體共同發起，其宗旨是弘揚儒學文化和一切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推動儒學文化、亞洲文明與世界其他不同文化文明的互學互鑒，為促進世界和平和各國共同發展服務，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服務。1996年，孔子研究院經國務院（國函辦〔1996〕66號）批準設立，是儒學研究專門機構；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主席視察孔子研究院，在此地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發出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號召，并賦予其“在世界儒學研究和傳播中充分保持話語權”的歷史使命。為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講話要求，開始籌建“孔子學院總部體驗基地”，并于2019年面向中外游客公益開放，逐漸成為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窗口，而孔子研究院也逐漸成為國際性中外文明對話和學術交流的高端平臺。
繼2007年發起的“世界儒學大會”以后，2010年9月，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在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召開，該論壇以開展世界不同文明對話為主題，以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為目的，以學術性和民間性、國際性與開放性相結合為特色的國際文化學術交流活動。截至2024年，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共舉辦十屆，主題分別為：“和而不同與和諧世界”“信仰、道德、尊重、友愛”“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邁向綠色·簡約的人類生活”“同命同運相融相通：文明的相融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照鑒未來”“文明對話與全球合作”“人類文明多樣性與人類共同價值”“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應對全球挑戰”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正如《第十屆尼山文明論壇共識》中說的：“十四年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專家學者、業界精英和國際政要匯聚尼山，共同商討以和而不同營造和諧社會，探究不同信仰下人類的共同倫理，切磋人類文明的多樣性與人類共同價值，挖掘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時代意義，倡導在賡續傳統的基礎上建設現代文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文化條件和文明觀念。”應該說，這些主題皆是圍繞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展開的，是新時代中國搭建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高端學術平臺。
中國積極搭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國際平臺的同時，世界其他國家也在積極搭建各類高端平臺，其中奧林匹克運動會具有非常顯著的特征。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起源于公元前776年，至349年廢止，總共舉辦293屆。有學者評價說：“希臘通過奧林匹克競技文化塑造出卓越、勇敢、和平、神圣、團結、共同體等基本價值，并由此構建出希臘城邦的一套德性體系與政教體系，也成為孕育歐洲現代文明的源泉。”1892年11月25日，顧拜旦在巴黎發表《奧林匹克宣言》，被視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起點，開始攜手參會國家共同構建一項現代文明偉大工程。如有學者評價說：“奧林匹克運動是人類面對困境時放棄爭端、團結友愛、充滿韌性和希望的象征，奧林匹克文化是連接全世界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青年人的紐帶?，F代奧林匹克運動樹立起和平旗幟，通過運動這一跨眾多紛爭的共同語言，為世界各國搭建友好共處、相互交流的橋梁。”同時，隨著在不同文明區域、不同國家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逐漸成為展現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國際性舞臺。
當然，隨著全球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升，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文明與文明之間的交流呈現加速增長的趨勢，并長期堅持舉辦相關的論壇、會議，有的是區域性的平臺，如亞洲博鰲論壇、南南合作與全球發展論壇、歐洲論壇等；有專項性的論壇或者大會，如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世界哲學大會、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孔子——亞里士多德論壇、中韓儒學交流大會、國際儒學論壇等。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边M而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重要論斷。諸如此類論壇或者大會的召開，所搭建的是世界各種文明、文化交流合作的學術平臺，所邀請的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學者，進而形成全球一體化背景下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廣闊平臺。
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載體探索
所謂的“載體”是指“能夠傳遞能量或者運載其他物質的物質”或者是指“能夠承載其他事物的事物”。就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而言，就是能夠傳遞中華文明或者世界其他區域文明的“物質”或者“事物”。一個文明共同體會有很多種“物質”或者“事物”構成，除那些偶然的因素外，為更好地進行文明交流互鑒則需要將那些最能夠代表文明體的精髓提煉出來，并與其他的文明進行交流和互鑒，正如“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在闡釋“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時說的“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意思是說，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的立場，要將最能代表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的“物質”或者“事物”提煉出來，然后與其他文明再進行相應的交流與互鑒。
就中華傳統文明的核心載體而言，從漢代時期就有學者進行探討并為后世學者所認可，如夏曾佑先生曾這樣說：“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焙茱@然，黃帝、周公和孔子是中華傳統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載體。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在傳統中國社會其地位是極高的，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不僅使中國走出“神農氏衰”的困境，而且重新走向輝煌；用孔子的話說就是“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谷，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應該說，這里舉黃帝，一方面是本人的貢獻，另一方面是代表他之前為中華文明作出重要貢獻的先民。
周公，應該是黃帝之后對中華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群體中最重要的代表。正如梁漱溟先生評價說：“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的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后的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認為周公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具體制度的創作上，也就是“禮樂制度之制作”。應該說，周公“制禮作樂”及其作用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極為深遠，如楊向奎先生曾贊譽說：“沒有周公不會有武王滅殷后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睉撜f，周公是中國此前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被稱為“元圣”的依據，也就是第一位“圣人”的意思，是中華禮樂文明的重要奠基人。
孔子，無疑是五千年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標識，被孟子稱為此前文明的“集大成”者。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將其稱為“至圣”，贊嘆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m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笨鬃颖缓笫澜o予極高的贊譽，將其稱為“大成至圣文宣王”“萬世師表”。如錢穆先生贊譽說：“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開其新統?！笨鬃訉⒋饲暗闹腥A文明精髓集中在自己手中，其中最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六經”，也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進而結合社會需要進行“因革”“損益”的工作，為此后中華文明奠定深厚的根基。
“六經”承載著的是“先王之道”，承載著中華文明的精髓?？鬃诱砗蟛①x予其特殊的教化功能，如《禮記·經解》開篇就對此有非常精到的闡釋，孔子說：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實，“六經”不僅承擔著傳統社會的“教化”功能，而且也是后世中國人打開中華上古文明的一把鑰匙。當然，由于“六經”文獻文簡而義博，甚至其中蘊含著孔子的“微言大義”，需要進行注疏、章句、講讀和疏解等工作，使得儒家文獻浩如煙海，但是其核心文獻無疑是“五經”“四書”和“經傳”類文獻，也就是后世總結的“十三經”。這些皆應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皆應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
從這樣的角度說，新時代的中國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進而“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就要將以黃帝、周公、孔子為代表標志性人物和以儒家經典“六經”為代表的經典文獻中蘊含的中華文明內涵“講清楚”，這理應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其中，孔子儒學“所強調的仁愛、仁政和家國情懷得到充分展現，世界人民真切感受到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中華文明中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得到更廣泛傳播”，也就是要加快中華經典外譯工程的進度，如“儒家經典外譯”“中華學術外譯”“安樂哲翻譯中國”等，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重要載體。
在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同時，新時代的中國也應推動代表其他區域文明的典籍翻譯成中文的進度。進入新時期以來，世界其他文明區域學術著作的翻譯與出版進程加快。其實，這項工程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就已經開始啟動。據學者不完全統計，從1978-1987年間，中國翻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術類著作的數量就有5000多種，其中以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等為代表。此外，中國出版界推出的海外學術翻譯著作，代表性的還有“西方哲學研究翻譯叢書”“海外中國研究研究系列叢書”“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等。應該說，這些海外學術著作的翻譯與出版對中國了解世界、理解世界，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
應該說，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路徑，既包括開發和利用傳統的“絲綢之路”，實現陸上交通和海上交通的新突破，也就是高質量建設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一帶一路”，實現“舊瓶裝新酒”，在新的時代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新的動力。同時，世界各文明、國家（地區）、民族也需要為彼此之間的文明交流互鑒搭建新平臺、尋找新載體，從而推動文明之間更好的交流互鑒，實現費孝通先生所暢想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這樣愿景的既能夠保留各文明體自身的獨特性，也能夠滿足世界文明共同體建設的普遍性，進而構建更加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文明新格局。
【作者簡介】魏衍華，歷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長，研究員，首批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入選山東省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論語學研究中心秘書長、《論語學研究》主編。
本文為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文明交流互鑒路徑研究”（批準號：22AWTJ30）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