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19日至21日，紀念孔子誕辰257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七屆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國際儒學聯合會與中國孔子基金會共同主辦，主題為“儒學：文明多樣性與現代化”，與會嘉賓和專家學者開展了熱烈的學術研討和思想碰撞。為促進學術交流，國際儒聯微信公眾平臺陸續推出部分學者和嘉賓的成果。
大會期間，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印度著名漢學家、翻譯家，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狄伯杰（B.R.Deepak）先生以“泰戈爾和印中文明對話”為題作主題演講。現根據現場演講情況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狄伯杰（B.R.Deepak），印度著名漢學家、翻譯家。現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思考印度》（THINK INDIA）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印關系，中國文明和翻譯等。
10月20日上午，狄伯杰教授以“泰戈爾和印中文明對話”為題作主題演講。
泰戈爾和印中文明對話
狄伯杰
一
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密切相連，兩國之間在思想、人文、技術和商品等領域有持續的循環流通，這在歷史上的書面和口頭記錄中都有豐富的記載，兩國之間持續對話，不僅豐富了彼此的文明，而且使得臨近的其它政體受益良多。
在中印文明對話之中，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泰戈爾發揮的作用不亞于古代中國和印度的學者和僧人。
之所以剛才強調兩國之間的循環流通，也是得到了季羨林先生的啟發，他曾經提過，相向地流才是真正的“交流”。
正是思想、技術、商品、人文的循環交流，豐富了印度和中國的文明，包括東土佛教的誕生，還有天文學、文學、音樂和語言從古代印度和中亞傳入中國。此外，像制糖、造紙、煉鋼、冶鐵、絲綢、瓷器和茶葉等技術和產品也從中國流通到印度和其它國家，這樣的一種循環流通無疑豐富了全球的知識體系。
而這樣的循環流通，也得益于人員的自由流動。例如，中國在此時期誕生了最早的翻譯行業，其中很多從業的譯員就來自印度和中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古代的譯員負責在中國創建了佛藏，從而保留了很多在印度已經失傳的佛教經典。像《大唐西域記》這樣的經典作品，使得人們能夠藉此發現在歐亞大陸廣闊地理空間上那些古代的歷史、文化和社會。
因此，交流的核心是文明互鑒，而不是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中印之間是文明互鑒，而不是文明沖突。
二
今年適逢泰戈爾1924年訪華100周年，我相信，他當年在中國發表的言論，即使到今天也言猶在耳，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他在中印兩國之間發揮了橋梁作用，絲毫不遜色于古代兩國的學者和僧侶。
中國知識分子在泰戈爾訪華前，就已經相當熟悉他的作品，尤其是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他的作品在中國得到更加廣泛的翻譯和出版。泰戈爾的作品首次在中國亮相是1913年10月1日，當時錢志修在《東方雜志》第10卷第4號上發表了題為《泰戈爾的世界觀》的文章。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其中許多是年輕知識分子，在對待泰戈爾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像陳獨秀、沈雁冰、瞿秋白等學者強烈反對泰戈爾的觀點，而梁啟超、徐志摩、鄭振鐸、冰心等人則支持泰戈爾的世界觀。現在我們沒必要回顧當時的文學爭議，但事實上，像郭沫若、冰心、王統照、鄭振鐸、沈從文、許地山、徐志摩這些文化名人都受到了泰戈爾的影響，進而又影響了更多的中國年輕人。
梁啟超表示：“我把印度稱為我們的兄弟友邦，并不是對泰戈爾的一種客套話，這樣的兄弟之情是有歷史淵源的。”公元71年至789年間，有37名印度學者訪問了中國；公元265年至790年間，有187名中國學者訪問了印度。“我們都投身于發現和弘揚世界的真理。我們已踏上奔向人類目的地的旅程。我們深切感到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他進一步表示，“我們將像一千多年前廬山人民歡迎真諦一樣，歡迎泰戈爾。”“我們相信泰戈爾對我們的重要性不亞于古代寫下佛傳的馬鳴菩薩，我盼望他這回訪問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鳩摩羅什和真諦之下。”
泰戈爾在當時也回應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古老而又親愛的兄弟。”在上海期間，泰戈爾還說：“并不是因為你們期待我去傳達什么信息，而是我自己本來就深信，印度曾經在其輝煌的過去向中國這片土地派遣了仁愛的使者，不是商人，不是士兵，而是最優秀的印度子民，他們翻越沙漠和海洋帶來了來自印度的禮物，這是印度歷史上偉大的任務，就是架起通道，消除障礙。”
可見，梁啟超和泰戈爾在1924年的講話，在一個世紀之后正在成為現實。梁啟超提到的“奔向人類目的地的旅程”可以解釋為中印合作共建命運共同體。而泰戈爾提到的“架起通道，消除障礙”也與當前“一帶一路”倡議相呼應，他的目標就是要加強互聯互通。
泰戈爾對于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崛起以及可能面臨的挑戰持樂觀的態度，他在中國的一些演講可以體現這一點。
在杭州，他對“我的東道主們”說：“當我接近你們，我想用自己那顆對你們和亞洲偉大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心，贏得你們的心。當你們的國家為著那未來的前途，站立起來，表達自己民族的精神，我們大家將分享那未來前途的愉快。我帶著信心接近你們，我堅信你們的國家在崛起時會展現出民族的精神。”泰戈爾所說的中國的未來，可以理解為“強大的中國”，也就是習主席所說的要強大起來。強大的中國不再會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可以展現出民族的精神，也就是我們現在熱議的文化自信。我們要滿懷信心地重新審視中國的文明根源。泰戈爾在北京的時候也談到了西方文明，他當時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積極正面的，但是他也補充說，如果我們忽視了自己祖先所遺留的道德智慧和財富，那對我們自己來說是一種墮落，可以說是數典忘宗，道德智慧的價值遠遠超過一個只知道生產生活物質和隨時準備開戰的制度。他也曾經談到道德智慧的財富，自然讓我們想到孔子、老子和佛陀，他們的教義滋養了中印文明漫長的歲月，并且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龐大知識體系。
在杭州期間，泰戈爾還說：“朋友們，我來是想請你們重新打開交流的渠道，我希望它仍然存在，盡管長滿了被遺忘的雜草，但仍然有跡可循。希望通過這次訪問，中國更接近印度，印度更接近中國——不是出于政治或商業目的，而是為了無私的人類之愛。”
這些話再次體現了佛教思想中的慈悲情懷，這也與孔子和孟子倡導的“仁”遙相呼應。泰戈爾指的是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文明互聯，以及歐亞大陸人民搭建的互聯互通的橋梁。他訪華的目標就是要重新打通這些聯通渠道，這不是出于政治或者商業的動機，而是出自于無私的人類之愛。他在北京還專門提到日本的傲慢態度，他警告說：“東方在突然獲得好運時不知道保持謙遜，這讓我感到非常痛心。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突然獲得政治上的巨大成功的話，其實他正處于歷史上極其危險的關鍵時期，這個在日本歷史上是有先例的。”他還說：“這是一場艱難的考驗，需要日本用盡全力才能把自己從傲慢的塵土中拯救出來。這樣的傲慢會掩蓋智慧的道路，而驕傲會帶來自我滅亡的力量，最終走向孤立，播下自我毀滅的種子，還會產生與周圍鄰國的持續摩擦，削弱自己的防衛盔甲。”后來日本確實經歷了這場歷史的塵暴，在泰戈爾訪華20年后遭受到了毀滅式的打擊。
在南京期間，泰戈爾在跟學生交流時也說道：“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難道不正是人類世界的黑夜嗎？世界陷入沉睡，各個種族把自己封閉在各自的藩籬之內，還自稱為國家。”他其實是反對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這也讓我們想到當前有些國家提倡的“小院高墻”。泰戈爾還說：“有些人所舉的所謂的火炬之光并不代表著文明之光，而是指向剝削。”泰戈爾難道不是在談論“小院高墻”或者我們目前正見證的保護主義傾向嗎？在清華訪問期間，泰戈爾一如既往試圖說服學生要通過自我反省來尋找解決之道。他問：“你了解自己的心靈嗎，了解本國的文化嗎？你們知道自己歷史中最優秀的精華和最悠久的遺產是什么嗎？你們必須得知道，如若你們想要自免于最大的侮辱——遭受蔑視，遭受棄卻的侮辱。發出你們的光芒，加入到的燈火闌珊世界文化盛筵中。”
當他結束訪華的時候，泰戈爾說，我的心留在這里了。
他的訪華之行結出了非常豐碩的結果：
第一，泰戈爾訪華促進了中印的友好關系。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如徐梵澄、徐悲鴻、曾勝提等人都進入了泰戈爾創辦的維斯瓦·巴拉蒂大學（Visva-Bharati University），成為了優秀的文化交流使者。
第二，泰戈爾訪華促進了對東方文明的研究，包括在印度和中國開展的研究工作，從而讓我們更好地去反制歐洲中心主義。中國的大學也開始加強對印度的研究，在印度，大家也更加關注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從而進一步去促進中印的交流。維斯瓦·巴拉蒂大學成為印度第一所專門開展中國研究的大學，印度與中國的文明對話是研究的中心主題。
第三，泰戈爾訪華極大地增進了對泰戈爾作品和印度文學的理解。在中國，掀起了翻譯出版泰戈爾作品和印度文學的熱潮，英語的中介逐漸被泰戈爾的母語孟加拉語所取代。
第四，泰戈爾訪華影響并培養了許多中國最有才華的詩人和作家。
三
最后簡要做一下總結。今天我們在一起慶祝孔子誕辰2575周年的同時，喀山也在召開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編者按：2024年10月22日至24日,在俄羅斯喀山舉行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這是金磚國家擴員后的首次峰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要進一步回顧文明交流的歷史和成果。國際儒聯在這方面做出了非常積極的工作，使得我們能夠持續地進行交流，進一步推廣中國的文化，在不同領域促進一種新的地緣文化范式的誕生和發展。
過往的人文交流甚至是朝圣之旅，讓兩國之間加強了相互交流，在精神上、文化上、物質上讓我們更好地去了解彼此、啟發彼此，所以人文交流非常重要。泰戈爾的表述對于重新審視兩國之間的文明對話具有巨大價值，因為它為搭建友誼的橋梁以克服障礙提供了希望。為此我們要繼續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