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19日至21日，紀念孔子誕辰257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七屆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國際儒學聯合會與中國孔子基金會共同主辦，主題為“儒學：文明多樣性與現代化”，與會嘉賓和專家學者開展了熱烈的學術研討和思想碰撞。為促進學術交流，國際儒聯微信公眾平臺陸續推出部分學者和嘉賓的成果。 大會期間，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Ames）先生以“儒家的親情哲學：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為題作主題演講。現刊發全文，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安樂哲（Roger T.Ames），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七屆副理事長，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著名比較哲學家，國際知名漢學大師，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首席專家。2013年，榮獲第六屆“孔子文化獎”。2016年，榮獲第二屆“會林文化獎”。2019年，榮獲“杜威學術學會2019終身成就獎”。2020年，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他是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創立中西方思想文化結構性比較闡釋方法，曾擔任《東西方哲學》《國際中國書評》主編，著作有《經典儒學核心概念》、《生生的中國哲學》、《儒家角色倫理學》、《通過孔子而思》、《期望中國》等，更因翻譯了《論語》、《中庸》、《道德經》、《孫子兵法》、《孝經》、《淮南子》等書而蜚聲海內外。
10月20日上午，安樂哲教授以“儒家的親情哲學：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為題作主題演講。
儒家的親情哲學：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
安樂哲
在21世紀的頭二十年里，東亞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的興起，使得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新興的地緣政治秩序所引發的振蕩，正在考驗35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n Treaty）所開創的現代民族國家制度。威斯特伐利亞模式是自由個人主義的早期版本，其定義的價值是將個人自治和平等擴大到國際水平。作為只有贏家和輸家的零和游戲，它在國際層面上已被證明在解決當今時代的緊迫問題方面毫無成效。
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他的《厚與薄：國內外的道德爭論》（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一書中不斷宣揚一種不同的政治。但與此同時，他想要描述并捍衛一種稀薄的極簡主義道德，它存在于每一種厚重與特殊論的排他主義道德當中。沃爾澤想從中得到的是一個有限的但意義重大的、能夠使得全世界人民聯合在一起的團結感。至于這種稀薄道德的實質，對沃爾澤而言，這并不意味著次要的或者感情淺薄的道德；相反，淺薄道德和強烈情感的結合對于他來說就像“徹骨入心的極簡主義道德”一樣。
沃爾澤自己關注的是一種普通、為人矚目的“正義”品種，體現在合轍的規則與原則當中，作為極簡主義道德的一個可能來源。現在，我想對這一問題從儒家的傳統給出另一種答案。正是圍繞著以“孝”為本的道德唯大要求而形成的一系列特定語匯，使得親情不僅成為儒家極簡主義道德的基石，也是延續至今依舊生生不已的儒家社會、政治及秩序的根源與依據。
如果從中國人口與非洲大陸一樣多，幾乎是東歐和西歐人口總和的兩倍這一事實出發，我們就能體會到如此多不同的民族、語言、生活方式之間幾千年來所追求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確實是深刻的，但依舊有足夠的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將其作為連續四千年的中國歷史和文明維系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共同感情”的詞源意義上提供了持續的文化“共識”，通過漢字和由此產生的經典宣揚家庭價值觀。在說中文的時候，你不會說“country”（國），而是說“國家（country-family）”。你不會去說“everyone”（每一單子個體），而是“大家（bigfamily）”。你不會說“humankind”（人種），但會說“人家（humanfamily）”。你也不會說“Confucian”，取而代之的是“儒家（literatifamily）”。在課堂上，我不只是“teacher”，而且是“師父（teacher-father）”。如此稱呼我的同學則是“學姐（student-older-sister）”和“學弟（student-younger-brother）”。
晚清著名學者嚴復通過翻譯將西方自由主義引進了中國學術界，他曾說過，如果我們要追尋過去兩千年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秩序的來源，30%可以歸因于“國君”，70%則歸因于家庭傳統。
就儒家文化而言，家庭是我們所有角色和關系中禮節的最終根源與不可或缺的基礎。《論語》明確指出了這點。
論語1.12: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在儒家傳統當中，最突出的可能就是這樣的家庭傳統。家庭作為一種秩序模型，當它的功能達到最佳狀況時，它同時是一和多個、一多不分的家庭。正是這種強大的社會聯系，讓成員們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就是說，有需要的人傾向于為家人奉獻自己的時間、財富、身體甚至生命，儒家哲學提倡這種家庭制度，主要的道德要求就是“孝”，作為其主導的宇宙價值，作為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所有人類活動中的創造性可能性。這些活動植根于家庭，并從有彈性的核心向外延伸到社會、政治和宗教。重要的是，這種對家庭的承諾遠非意味著自我犧牲或者是自我克制，而是需要充分地表達個人的價值，這是一個人可以最有效地追求個人實現的環境。
從起源開始，不斷發展的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當中是獨一無二的，無論是在其不間斷的連續性方面，還是在人民創造的豐富多樣的制度、物質和概念文物方面。趙汀陽反思了如何先扎根，然后在這個基礎上追求成長，這是儒家成人之道的起點和歸宿。趙汀陽指出，人道問題首先是“生生”，而“生生”的第一步便是生長，這正是中國思想演化線索的始發點。生長之事，必求生長之物“深根固柢”而使存在獲得存在的根據。因此，生長首先要扎根。“生長”和“扎根”這兩個隱喻就表示了中國思想的路徑。在儒家的個人成長觀中，“根”必須扎根于家庭本身。在思考儒家哲學作為生態地緣政治秩序的資源時，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家庭、政治和全球秩序之間所獲得的感知同構性。這些秩序都源于并產生于家庭內部的個人修煉之道，在《孟子》當中就描述了同樣的有機共生：“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五經之一的《尚書》明確了治理的根源在于家庭的觀念。孔子提出了敏銳的觀察，他斷言，在這種文化傳統中，家庭制度的正常運作對于國家社會政治秩序的產生是不可或缺的。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在儒家創造世界的過程當中，人作為獨特的、由關系構成的視角被融入家庭、政治和宇宙當中。通過致力于培養自己關系的刻意發展，每個人都有為構成他們的角色和關系帶來決心和更加獨特、更有意義的關注。“孝”的宗教感意義是影響并加強家庭內部代際間的紐帶，促進生生不已文化的世代相傳。每一代都承接并在重要意義上體現前人的傳統，并肩負建立先祖與下一代人之間聯系的責任。或許最顯而易見的是祖先的形體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人文觀和生活方式，這些都實實在在地在他們的后代延續著，讓所有的炎黃子孫都親如一家。生命體和他所體現的生命延續，是文化整體知識的傳送，通過傳送，一個生生不息的文明世界本身得以留存和發揚。
越過這個特定的中國歷史經驗及其價值觀，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是親情而不是沃爾澤的正義觀，在事實上可以被普遍化，用以服務保護全球人民安全的極簡主義道德？家庭是最古老、最無處不在的人類組織。實際上，在任何一種人類文化當中，家庭都是經濟活力與安全的源頭之一，而且可能將繼續如此。每個人都有一個家，親情為我們提供最廣大的基礎可能，來形成恰當的倫理增強的推動力，而且這種情感本身，比思辨或者是理性更為原始。在家庭生活的角色及其伴隨著的價值觀，要比抽象的法則和原則更有時效，能夠為下一步決定怎么做提供具體推動。“因為他是我的兄弟”是一個強大的理由，無需做進一步的理論化。以這樣的理由，親情滿足了從具體經驗意義出發的實用要求，而不從第二順序的概念或者理論出發，這樣便能夠與沃爾澤的觀念相契合，也就是“稀薄道德與強烈感情”的結合，成為“徹骨入心的極簡主義道德”。
至于沃爾澤所說的常見且普通的正義，家庭正是培育這種基礎價值的教室。如果不公正現象滲透在構成社會的家庭之中，那么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很難存在。從歷史延續的角度看，家庭是一種組織，是服務于代際傳遞的過程中的一條線路，延續地體現鮮活的文化傳統。總的來說，人類的差異作為可推動多樣性文化的資源，具有很高價值，但為了使得這些差異獲得理解與生機，它們必須內涵一種共享與共域境的更根本意義，家庭組織則能夠提供這個基礎。
最后，家庭在強調待遇與責任、名分與義務的不可分性上，可以成為人類組織的典范，它可以最有效地挑戰無處不在的個人利己主義的意識形態。雖然這樣一個“行事”（agency）觀念衍生自親情，但它也可直接運用到更高抽象層次的企業與政治實體上。家庭教給人們相互依存的智慧，就像一個好父親之所以“好”是由于他擁有一個好女兒，而當我們說他做得更好時，正是在他女兒做得更好的時候。一個人應當懂得自己是根植于家庭關系當中的，它意味著，如果你家庭的其他成員茁壯成長，那么你也會。由此延伸出去，如果你的鄰居活得比較好，那你也會活得比較好。所以就是這樣，如今，更深入地探討親情在為新地緣政治秩序形成可發揮的極簡主義道德的作用，已經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哲學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