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中純粹時間的哲學意義始終是一個被懸置的問題，與之相關的另一個突出傾向則是，中國的歷史學構建起一個異常發達的理解古今關系的場域、開辟出一個獨特的思考時間的樣式。基于對變化的恒常性的深刻領悟，中華文明以與時偕行、隨時變易的歷史自覺，探索出維持人類系統既久且大、既深且遠的復雜機制，使大規模政治文明體得以產生和發展。
因此，在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中，連續性尤為重要，突出的連續性不僅是傳統中國的典型特征，也是當代中國的歷史前提，更是在世界文化浪潮中保持獨立自主的根本依托，繼承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是當代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重要原因。從這一意義上說，中華文化不是因為迷戀古代而追求連續，而是理性主體的自我確立、自我主張、自我捍衛，是以“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意識來“究天人之際”，從存在的連續存在確立人在天地之間的主體位置。
一、與時偕行的連續性自覺
中華文化對于變化的恒常性有深刻的認識，認為唯一不變的恰恰是變化。以《周易》為代表，構建起以“簡易”之理來領會“變易”本身的“不易”的世界觀。變易作為人的客觀處境，同時也構成了定義人事意義和價值的前提。專注于變易本身，也就是專注于物與物所關聯成的事，對于事的重視孕育了深沉的歷史意識。
個體從客觀變化的恒常性、時空的無限綿延中領會到變化是連續的、無始無終的，變化不僅生成和塑造著個體，也消解和否定著個體，個體在變化中朝生夕死，而變化卻永無絕期，所以個體在以有限的自身來面對無限的變化時，只能將盡可能維持自身、延續血脈確定為最基本的追求。在對連續性變化的應對中，激發了人自覺地構造起人類系統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就是文明運作的“勢”，被中華文明重視的保持人類系統的連續性的方式大體有以下三種。
首先是，重視家庭及其連續，以應對變化施加于個體的境遇。變化給人帶來的最大震撼莫過于以死亡對個體進行根本性的否定，某些宗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必有一死的緊張，但因為超越的世界無法證實和證偽，所以有死的一生始終是中國人生活的重心。家庭生活就是自覺到有死的人，以“老吾老”“幼吾幼”的方式建構起對個體自然生命的延續方式。由此衍生出一套在具體歷史條件下有利于存在的連續存在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是以家庭倫理為核心的“繼-承”關系。在血緣、恩義、勞動分配、祭祀等方面進行嚴格的區別，以保證家庭成員的權利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得到盡可能維持。比如重視對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的孝養，以使其壽命被盡可能地延長，這不僅是對抗親情在長期連續中突然中斷——變化對親人的根本否定——而出現的不舍的情感，同時也是一種理性，即親代與子代之間形成一種不斷傳遞的孝養意識，讓終將成為老人的所有人能夠活得更久，由此整體性地延長人群的壽命。
其次，將連續性自覺轉化為保持大群一體的生命力。從重視自我保存意義上的連續性，上升到家族種群的連續，這是以一種歷史意識將個體的努力擴大到更大范圍，讓個體將主動性定位在家庭上，個體的努力之所以被肯定，正是因為這些努力對于家庭的繼續存在有用，對他者有用意味著在客觀上能夠延續整體。當意識到家庭之外的群體性生存對于個體、家庭的存續的意義之后，中華文化就傾向于將個體的主動性自覺地定位在保持大群一體的生命力的方向上，以家庭保證個體的生存、安全、幸福，以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保證家庭的存續，最終形成了以集體主義來維持國家、民族、文明的連續性的機制，這是中華文化中深厚的家國情懷的根源。
時間雖是不舍晝夜的連續，但人卻只能經驗到局部的時間，歷史記憶也只是由一個個事件構成的，強調存在在時間中的連續，就意味著建立起一種將歷史的片段時間化為整全的解釋策略，也就是將不同個體所經驗的局部時間納入永無終始的變化之整體中，個體間的關聯性、統一性由此被建立起來。所以中華文化所理解的時間就不是一種線性時間，而是一種以空間關聯（或者說是事的關聯）為內在結構的時間。人所構建起的時間的統一性就是以至大無外的天地宇宙為范圍的，由生生變易的時間觀發展出的政治文化整合視域就指向無限的空間，更具體地說是天下。劉家和在討論“通史”之“通”時指出：“‘通’字本來是指空間意義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間上的往來不窮又是在時間里進行的，因而也就變成了時間上的連續不斷?！蔽覀円部梢苑催^來說，因為最整全的連續性要內含天下所覆蓋的所有存在者的時間，所以必然也關涉了所有存在者所占有的空間，最徹底的時間連續性必然蘊含了最整全的空間。
因此，對連續性的徹底自覺，就是將循環往復、無始無終的天時確立為人類時間的依據?！墩撜Z》載顏淵問為邦?？鬃踊卮鹫f：“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睘槭裁础靶邢闹畷r”是為邦的首要舉措？《左傳》“夏數得天”，孔穎達疏：“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北倍沸侵繁敝笘|方時恰為春季，如朱熹所揭示，這是一種“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的時間制度，也就意味著這是一種更符合生存的時間制度，因為作為歲首的正月，往往處在立春、雨水兩個節氣，此時萬物興發萌動、天地生意開啟，較之以十一月為歲首的周歷和以十二月為歲首的商歷，夏歷的優點可能在于，以正月更直觀地凸出天地的生生之德，也提示人在此時實現這一生生之德最為恰當。天地在正月生成萬物，農耕在正月啟動，以天時為根據，人就是以對時間的掌握來參贊化育。歷朝歷代均重視“改正朔”，即以新的時間秩序重建屬于當世的政治時間，同時歷朝歷代又強調要“正朔相承”，其深意在于將當世的政治秩序理解為連續的天時中的自我更化，新的政治秩序是在統一的整體時間中的人為創制，在理想的情況下，這種新的政治秩序蘊含了人開顯天地之德的主體性。授時制度作為一種技術政策的推廣，分享了法天時的知識理性，也為受此影響的文化圈帶來了實際的利益，不同的政治單位因共享了統一的時間制度而不斷融合，圍繞著時間的文化建構（禮儀祭祀等）則進一步鞏固了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力。
第三、通過繼承文化傳統來組建當世的結構、掌握未來的時間。保持人類系統的連續性，也意味著是在處理與他者關系中維持整體的穩定性。只有構建合理的秩序，才能維持整體在未來的繼續存在。歷史上主要從兩種途徑對政治合法性進行伸張：空間場域的所有權、文化傳統，這也構成了正閏之爭的兩個最常見理據。正閏之爭必定發生在未能實現完全統一的時期——因為空間的占有者并不一定能夠解釋這一空間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則喪失了這一空間。占據地理空間，是一個關于力量的博弈的短期戰略問題。要想長期占據地理空間，就要處理既有秩序與新的統治力量的適應性問題，既有秩序往往由文化傳統所塑造，所以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權的連續性。在古代，通常以新的身份塑造為途徑，把歷史溯源至主流文化中的某個符號或人物，以此將自身納入有影響力的歷史譜系之中，通過占有對自身及整體歷史的解釋權，消除文化隔閡，以獲得民眾支持，由此組建“當代”的穩定結構，最終掌握未來的時間。
文化傳統應該是多個并存的，但中原地區三代以來所孕育的經史傳統往往在歷史的轉折點奇跡般勝出，原因應該在于經史傳統具有最強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這是最有利于存在的連續存在的機制。
二、經史傳統與實際哲學
三代以來的思想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一旦進入就無法脫身的“中國旋渦”成了逐鹿中原的最重要精神資源。這一套成熟的文化系統的突出特點在于以不斷吸引外部——而非掠奪征服的方式——化敵為友、與他者融為一體，以此保持著自身與他者的連續性發展，而其內在邏輯則是以經、史之間的互動推動文化生命體不斷創生。張志強將《史記》置于經史關系中進行分析：“司馬遷的通史撰述，在《春秋》經史合一、以史為經的意義上發揮著經學的作用。一方面是三代歷史的經典化，另一方面是經典進一步導引后世的歷史，讓后世的歷史發展不斷自覺自己的價值目標，由史及經，由經及史，這就是中國文明中的經史關系?！薄敖洝敝傅氖侨院髮W者將三代歷史經驗總結為具有典范意義的原理，“史”則是實踐主體所扎根的不斷變化的實際。經學原理必須植根于歷史中的真切經驗，且以導正歷史發展的方向為目標，新的歷史實際促成新的經學原理的產生，新的經學原理則以推動未來的歷史發展為旨歸。“經”“史”不僅相互作用，同時也在各自體系內演進，構建起在理想性與現實性之間相互質詢的實踐邏輯。這種理想主義的核心在于“經”所揭示的原理的應然性，變化的恒常性要求不同主體不斷突破自身的限制，將自身納入至大無外的時空和永無改易的變易中，形成一種以天下為一體的整體感，效法天道來安頓最普遍的存在者，這是道德感的來源，這也是歷朝歷代都將承天統物、以德配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的原因，同時也是我們的思想傳統中強調“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的原因。
從天人之際來說，歷史的變革本質上是人對于整體性的時勢變化的重新適應過程，比如“‘湯武革命’之所以‘順天應人’，是因為湯、武適應歷史狀況的變化而實現了‘天命’，維護了‘天道’，‘湯武革命’正是‘道’窮變通久的表現和實現，是天道生生的表現和實現。”古今之變是由作為整體性的天道的變動所引發的人事上的應變實踐。人應對這化的恒常之道，構成了“經”的核心，因為變化的恒常性，任何個體都處在變化之中，這意味著與變化為一體的個體實踐也是整體的局部表現，所以“道必抵于全量”，“經”所揭示的價值理想引導的個體實踐必然要以包容全體作為最理性的主動性實現方向。
經、史的持續互動，以及在各自體系內的自我更新，讓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具有連綿不絕的運作邏輯。我們無法將中國歷史、中華文化截然分開，抽離出不相互關涉、純之又純的歷史形態、文化形態。所以中國歷史本身就是價值理想和實現程度的顯現，中華文化也不是超離于歷史母體而構筑的形而上學。我們要從中華文明的整體視野來理解中國歷史、中華文化——文明的總體性背景至關重要。王朝有頭有尾，而作為其存在載體的文明則是綿延不斷的，政治史只是通史的劃段標志。經史傳統就是中國歷史、中華文化的文明載體。
邵雍對比了不同政治文化的影響力：“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梢砸騽t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f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的“不世”，就是創造了一種超越具體時代限制的精神資源，為中華民族能夠與時偕行、因革損益、應物變化提供了思想依據。超越于具體時代的限制的“不世”，指向了變化的“不世”，是從變化的無限性中，領悟到一種無所終窮的世界觀，從時間上指向了萬世不朽，從空間上指向了至大無外。這種世界觀具有的徹底性，要求突破個體生存的直接性視域的限制，從更為深遠的歷史視野來思考個體如何為人類整體的存續發揮持久的影響。
經史傳統孕育了追求文化的連續性的諸種形態。中國歷史上有連綿不斷的經學傳統，歷代儒者以傳經不絕的堅定信念守護著文明的原理。中國歷史上突出的歷史編纂學，除了撰述同條共貫的通史，同時也以修前代史、斷代史來體現窮變通久的歷史主動性，在本紀、列傳之外，還以志、書、表、“三通”等形式，在改朝換代的劇烈變動之外討論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勢、歷史文化的緩慢沉積、天文地理的穩定秩序、典章制度的因革演變。這是將多線的歷史進程所形成的差異盡可能地納入當下的一體共在之中，守先待后、繼往開來，“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在包容歷史性的當下努力之中，讓自身成為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將歷史劃入自身的同時，也將自身化入歷史，因為歷史是抽刀斷水水更流的連續，所以將自身化入歷史，也就是將有限的生命匯入無限的時間洪流之中，讓個體的文化生命在通史的場域中得到長期延續。此外，中華文化中還有一些突出的機制保證著文化生命的延續，如通過道統的確立和捍衛，強調文化主體的連續性，通過崇德尚義、表彰先進，強調道德生命的連續性。
張志強認為中國哲學體現了一種實際哲學的精神，指出“知行合一的基礎是情理合一、事理合一，內在于情、內在于事的理，就不是希臘式的超感性的理念。不過，不論是情理還是事理，也還都是一種理，理的存在，保證了實際哲學的精神，不是與教條主義、理性主義正相反對的經驗主義，而是一種虛心實照的實事求是精神。實際并不取消真際，而是以真際為導引的力量，更深入地投身現實。”希臘式的超感性的理念預示著終極實在與現象的根本不同，現象是時間和變化中的存在者，對于現象的認識只是“意見”，而不是“知識”，現象是“可見世界”的肖像、事物，理念則是可知世界的概念和數學對象。因為理念超出了一切時間與變化過程，所以重視理念，自然就會輕視變化。而重視情理合一、事理合一的中國哲學，始終是在情、事的變化之中理解理，始終在歷史之中理解歷史之道。呂思勉說：“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眾事的，事則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根據于包含眾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舍事而求理，無有是處。所以我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這種理解充分體現了中國史學與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反歷史傾向的不同，是對即事以顯理的中國史學精神的高度提煉。中國史學強調對于變化的現象的忠實態度，這種態度要求充分尊重事實的獨立性，在書寫中讓事實的意義、人物的價值自然地呈現出來。這就自然會引出歷史實踐的合理性問題，因為歷史變遷中最具穩定性的是天道、民心——其重點就是如何在變化中保持系統的穩定性、百姓對于變化的自然傾向，這就自然會將延續整體、造福百姓的道德倫理蘊含在反映現實的史筆之中。所以中國的歷史學是高度理性化的實踐理論，是如實呈現天道、民心運作邏輯的認識論，也是在客觀之“勢”中提示歷史主體去把握民意、掌握歷史主動的學術系統。實際哲學要求在動態時空中對實踐進行定位、刻畫、評價，人事活動的意義并非來源于抽象的理念、價值的判定，在變化之中能夠突破困境、克服共同體的具體困難、維持共同體連續存在，才是個人的意義所在。
“實事求是”的精神被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從實際出發”的客觀精神與“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體現了在實際中把握真際、以真際導引實際的辯證統一。“實事求是”最早是指向經史之學這種客觀存在的認識態度，《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這種“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的客觀態度，也要求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保證經史合一、理事合一，就是要保證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即事以顯理、以理來導引事，從變化中探尋歷史之道，以歷史之道指引未來的歷史。毛澤東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币驗椤皻v史”也是客觀存在，“實事求是”就要求一種“不要割斷歷史”的態度，“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睂嵤虑笫堑木褚笤趯陀^事物的規律性的深刻把握基礎上，來改造客觀事物，“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边@種認識論、實踐論可以說是對經史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經史傳統、實際哲學要求我們從中華文明的整體及其不同的歷史形態來理解中國的哲學、思想、學術、生活。中國哲學作為對中華文明特質的最核心部分的表達，是建立在中華文明整體及其不同歷史形態的基礎之上的精神形態，中國思想則是中華文明中最為活躍的主體狀態，中國的學術是對不同文明形態內在體系的總結和反思，中國人的生活則是文明的日用而不覺的生動呈現。思考中國問題，要有基于文明實際的整體性態度，同時這種整體性并非內在無差別的，而是以學術、哲學、思想生活世界等構成了燦然分明的層級結構，在完整理解中國時就不能遺漏任何一種形態所發揮的作用。
經史傳統、實際哲學是一種基于現實來理解應然性、進而改造現實的哲學實踐，因為個體無法外在于統一性的變化，所以這種哲學實踐必定是一種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相統一的實踐，是在突破自身、克服主觀之蔽的前提下在文明的整體性視野中展開的實踐，要求在充分整合中華文明中不同層級的要素來開創新的形態。
三、突出的連續性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奠基
在世界各大文明體系中，唯有中國能夠以大規模的政治文明體延續至今，不斷發展出“守先待后”“源流互質”的歷史自覺、“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的奮斗精神、“萬物一體”“四海一家”的天下秩序、“廓然大公”“物我兼照”的包容胸懷、“應物變化”“與物為春”的共生理念。這些思想精華不僅是在中華道術的歷史展開中取精用宏的結果，更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真理檢視下煥發蓬勃生機的智慧結晶。
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是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不斷被確立、不斷被鍛造的，主體性被自覺、開顯、捍衛的過程也是思想家們在各自歷史困境中突圍的過程。由歷史經驗所塑造的中國道理，指引著中華民族不“喪己于物”，不“失性于俗”，這種剛健不息、獨立不倚的能動指向，為當代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源頭活水。新時代對中華文明價值的高度重視，指向的是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深刻自覺，中華文化中“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主體意識為中國道路提供了自我抉擇、自我超越的實踐理性，中國道路的獨立自主充分顯示了中華文明既久且大、既深且遠的智慧密碼。
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對中華文明主體性的準確刻畫。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統一性分別是在時間性、空間性中對文化主體的描摹，突出的創新性揭示的是文化主體維持自身的動力來源，突出的包容性強調的是文化主體內在結構的有機性，突出的和平性指向的是文化主體處理外部關系的開放態度。
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首先，連續要在創新、統一、包容、和平中才能實現。只有創新才能使文明克服“古教條”，“窮變通久”而生生相續；只有統一才能克服各類離心力量，為文明培本固元，保證民族、國家的綿延不斷；只有包容才能不斷容納異質性因素，為文明的連續注入活力；只有和平才能將各種矛盾和沖突導向積極健康的方向，為文明的連續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在連續性之中，才能返本開新，在根本上錨定文化生命體自我創新的獨立方向；只有在連續性之中，才能兼賅本末，維持文化生命體的內在統一；只有在連續性之中，才能做到論古必恕，真正地包容歷史所塑造的現實的差異性；只有在連續性之中，才能中和位育，充分尊重文化生命體的生存發展的權利。所以，中華文明生生不已的連續性，體現的就是創新性；源流互質的連續性，體現的就是統一性；博厚悠久的連續性，體現的就是包容性；中和順通的連續性，體現的就是和平性。
連續性所指向的自成體系、獨立自主，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提供了堅實的歷史根據和強大的精神支持。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自信自立，就在于以突出的連續性保證道路的獨立性、自主性。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我們要繼承和發展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深刻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之間一氣貫通的內在關聯，充分挖掘和釋放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積累的強大能量，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